一、主要内容

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是刑法理论的一个基本分类。

张明楷《刑法学》（二）观点认为对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基本上可以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进行区分，即自然犯是指在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如强奸、杀人、放火等。法定犯是指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正因为如此，自然犯的危害性容易被一般人认识(不借助法律便可认识)，法定犯的危害性则难以被一般人认识(通常需要借助法律来认识)；自然犯的社会危害性的变易性较小，而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的变易性较大。虽然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不断变化，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具有相对性，但这样区分对于解决法律认识错误等问题具有一定意义。

单位不能构成自然犯的犯罪主体，只能构成法定犯的犯罪主体。

此外，法定犯主要是违反行政、经济管理法规的犯罪行为

二、自然犯、法定犯的理论原点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观念，最早渊源于古罗马法。 古罗马法中关于mala in se与mala prohibia的区分为其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Mala in se指实质上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因侵害了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而为一般社会正义所不容。Mala prohibia则是本质上并不违反伦理道德，而是因为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而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真正在刑事法理论上正式提出这一对范畴并加以系统阐述的则是著名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加罗法洛《Baron Raffaele Garofalo）。在其经典著作《犯罪学》中，加氏专门对自然犯与法定犯予以了深刻阐释。在他看来，犯罪绝不完全是一种法律概念，同样需要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我们首先应问自己的问题是：“能否划定一类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都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 当我们想到如谋杀、抢劫杀人等骇人听闻的犯罪时，以上问题便似乎得到了一个确定的回答。然而稍作分析，却又不得不排除这样的想法。 因为，即使是这些行为，在有些地方也不被看成是犯罪。然而，这是否真的意味着自然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无法获得呢？加氏不以为然，他指出，自然犯罪的概念可以获得，只是研究的进路必须转变。为了获得这一概念，必须舍弃事实分析而改做情感分析。 犯罪当然是一种事实上的侵害行为，但它同时更是一种伤害聚居体共同承认的某种道德情感的行为。在更为普遍和深层的意义上，犯罪寓居在后一意义当中。在加氏看来，今天的每个民族都拥有一定量的道德本能，它们不是产生于个人的推理，而是由于个体的遗传，正如其种族的身体类型来自于遗传一样。 同时，一个民族道德感的存在，正像其他情感一样，是在不断演变中代代相传的。而这种文明领域内的心理进化与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或曰同一性，换言之，道德情感具有某种同一性。同时，在加氏看来，道德感是由非基本情感和基本情感组成的。前者包括祖国之爱、宗教情感、贞洁感、荣誉感等。对这些情感的伤害不被看作是犯罪，因为它们只对作恶者本人及其家庭或国家有害，而并不危及整个社会；后者主要是指利他主义情感，这是唯一对社会关系重大的情感。它包括仁慈感、怜悯感、正义感和正直感几种基本类型。

分析及此，加氏水到渠成地得出了原创性的经典概念“自然犯”。他断定，在一个行为被公众认为是犯罪前所必需的不道德因素是对道德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绝对表现为对怜悯和正直这两种基本利他情感的伤害。并且，对这些情感的伤害不是在较高级和较优良的层次上，而是在全社会都具有的平常程度上，这种程度对个人适应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确切地把伤害以上两种情感之一的行为称为“自然犯罪”。 同时，加氏承认，他所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定义，而只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从最为深层的意义而言，犯罪就是一种决定性的不道德行为。根据这一标准，加氏把某些侵害了非基本道德情感的行为排除出自然犯罪之外，如伤害庄重、贞洁、家庭情感的行为，政治犯罪行为及某些威胁公共安宁的非政治性地区犯法行为等。同样根据这一标准，加氏还将自然犯罪粗线条地分为伤害怜悯感的犯罪与伤害正直感的犯罪。

在加罗法洛开创性的理论推动之下，自然犯与法定犯作为一种经典的犯罪分类方式已呼之欲出。然而加氏没有想到，他从社会学、犯罪学角度提出的自然犯概念会被改造并机械性地植入刑法学当中，从而给本来已相当困惑的刑法学带来无尽的混乱。

三、自然犯罪论

1．普遍的道德感

加罗法洛将普遍的道德感划分为非基本情感和基本情感。加罗法洛认为祖国之爱、民族情感、宗教情感、贞节、荣誉感等属于非基本情感。非基本情感与犯罪无关，“没有什么它们所禁止的行为会被看作犯罪，因为这些行为不是反社会的，换句话说，他们并未攻击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尽管这些行为很不道德且亦遭受公众观念的指责，但它们却只对作恶者们本人及其家庭或国家真正有害，而并不危及整个社会。”而基本情感则不然，它对社会关系重大，它产生于对他人遭受痛苦的同情，因此也产生于看见我们引起他人痛苦时对被伤害者痛苦感情的恐惧。这种情感被加罗法洛称为利他情感。他指出，“在今天，唯一对社会关系重大的情感就是那些被称作利他主义的情感。也就是说，尽管这种情感也可能间接地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但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这种利他主义情感在不同的民族和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层次，然而它们却无所不在，可能只有极少数原始部落除外。”

加罗法洛将这种利他主义的情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仁慈感和正义感。

⑴仁慈感。加罗法洛认为，“迄今为止存在一种利他情感，这种情感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无所不在的，至少在所有高等人种和由原始人进化而来的人中是如此。这种情感至少以其消极形式表现为对我们同类的仁慈感或怜悯感。”这种仁慈感或怜悯感，是人们从爱自己孩子的本能发展而来的一种爱自己同类的情感。

仁慈感表现为不同的发展等级：直至引起他人身体痛苦的怜悯；制止引起道德痛苦的怜悯；促使帮助陷入困境的邻居的怜悯；从帮助他人中得到快乐的慈善、慷慨和博爱；其中前两种情感是消极的，它们能制止一些行为的发生；其它的情感则是积极的，它们能引起一些行为的发生。通过分析，加罗法洛提出，“以负面形式存在着一种为全人类拥有的（也可能一些例外）、基本的仁慈或怜悯情感。存在着那种使人避免任何与社会无益的残忍行为的情感。”

⑵正义感。加罗法洛认为，正义感是利他主义最有意义的形式，是自我利他本能中最突出的情感。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利他情操，是以尊重属于他人的一切为特征。

一个社会平均的道德感不能包括正义感的所有层次，它仅包括某些处于较低水平的正义感。“在社会的道德感受到侵害之前，一些接近普遍的情感必然受到攻击，而我们所遇到的唯一属于这类的情感就是基本的正直，这种正直就在于对他人财产权的尊重。”

2．自然犯罪原理

加罗法洛在其《犯罪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犯罪（delitto　positive，natural crime）的概念，并将它与法定犯罪（delitto legale，legal　crime）相区别。加罗法洛试图用一种科学的实证的方式、用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对犯罪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使得同样的一种行为在同一时期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同样的评价。于是，加洛法罗提出了自然犯罪的概念和定义。他相信，“自然犯罪”这个术语是指“那些文明社会都认为是犯罪并用刑罚手段进行镇压的行为。”每个民族都拥有一定量的道德本身，它们不是产生于个人的推理，而是由于个体的遗传。乔治•沃尔德认为，加罗法洛所说的自然犯罪，就是“违反了任何年龄的任何人都具有的两种基本的利他情操――正直情操和怜悯情操的犯罪行为。”自然犯本质恶劣，法定犯本质不一定恶劣。

3．犯罪行为的分类

加罗法洛认为认定犯罪的正确方法是分析情操，而不是分析事实。因为“犯罪实际上总是一种有害的行为，但是他同时也是一种损害了某种情操的行为，大家都把这些情操的称为人类的道德感”。而在加罗法洛看来，只有伤害利他情操的行为是具有决定性的非道德性。利他情操为人们所普遍具有，是以他人的利益为直接目的的情操，这种情操的应用可能间接地增加自己的利益。

加罗法洛不同意费尔巴哈的权利侵害说，认为犯罪不是对权利的侵害，而是对道德情感的侵害。根据犯罪基本都是使两种利他情感中的这种或那种情感受到伤害这一事实，加罗法洛将所有犯罪分为两大类：

第一．违反怜悯情操的犯罪。

⑴侵害人的生命和所有意在对人产生身体伤害的行为方式。

⑵立即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痛苦的客观行为。

⑶直接造成精神上伤害的行为。

第二．违反正直情操的犯罪。

⑴对财产的暴力侵犯，即抢劫，以及以某种能够威胁进行的敲诈，对他人财产的蓄意的侵犯等等。

⑵不包含暴力但是存在违反诚实情况的犯罪。

⑶以正式或是庄严形式所做的对个人的财产或是民事权利造成间接侵害的陈述或是纪载。

四、自然犯罪人理论

⒈犯罪人特征

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是一种异常的人。自然犯罪人就是那些基本的利他情感没有得到适当发展的人。发现其道德感缺陷的原因以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分类就成了加罗法洛对他所谓的真正的犯罪人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犯罪异常，加罗法洛将他从两个大的纬度出发进行了考量：

⑴犯罪人的人类学特征

加罗法洛引用了龙勃罗梭对犯罪人进行人类学研究，罗列了犯罪人所具有的异常的身体和生理的特征，特征不是恒定不变的，但是这些特征在犯罪人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就如加罗法洛而言，犯罪是一种非正常人，他因为缺少某些情感和厌恶感而区别于大部分的同时代的人和同胞，这种缺乏精神能力方面的某种独特的气质或是缺陷具有关联性，但是，就这种关联是不是为器质性的，关于这个命题，加罗法洛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⑵犯罪人的观相学特征

在加罗法洛以及当时犯罪学研究氛围的影响下，加洛法罗也对犯罪人进行了观相学方面的研究。他发现：“如果我们不能确定犯罪是一种人类学类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证实存在着三种观相学类型：①谋杀犯 ②暴力犯 ③盗窃犯”加罗法洛通过观相学角度研究犯罪人时指出：唯一可以明确断定的事情是，存在着将杀人犯与盗窃犯区分开来，将杀人犯、盗窃犯与暴力犯或冲动犯区别开来的相貌。

⑶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类学的资料不能充分的证实犯罪人与正常人之间的体质差异，而观相学观察的虽然有区别的存在，但是这种区别是不系统的并且带有严重的主观随意性，所以，加洛法罗便提出了心理或是道德异常，认为犯罪人是由心理异常（psychicanomaly）的人。这就是加罗法洛下的重要的结论：“无道德异常，就无自然犯罪”（no moral anomaly，no natural crime）。由此可以推论出，加洛法罗所说的心理异常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道德异常。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犯罪人是一种异常的人，因为他们与他们同代人和同胞中的大部分是不同的……把注意力转向犯罪人的心理异常，而不管心理异常是否有生理异常的根源。

加洛法罗认为，犯罪的本能（cri-me instinct）或是道德异常不是疾病而是一种心理偏离（psychic vari-ation），他认为，对于精神疾病和道德异常来说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的效果：对精神病人而言，对外部的知觉引起了扩大的印象，这种印象又导致了与外部原因不相符的心理过程，精神病人的犯罪便产生了。缺乏道德的人则是由于扩大的自尊、过分的虚荣和极端的敏感性，这些特征在犯罪人中很常见。加罗法洛认为，真正的犯罪人的罪恶要远远的大于精神病人的罪恶，所以用死刑的刑事处罚形式将真正的犯罪人从社会中淘汰是合理的。

（四）犯罪人的心理异常的来源

加罗法洛认为，在真正犯罪人中“利他感受性”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这种现象并不是由环境或经济因素造成的，而是有器质性基础的，因此这种心理异常是遗传而来的。他承认，环境因素在一些犯罪中可能起作用，但他强烈的感觉到，真正的犯罪人的本能中，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遗传而来的，或者是在童年早期不知怎样获得的成分，这种成分变得无法与犯罪人的心理有机体相区分。

⒉犯罪人分类

他首先批评了龙勃罗梭和菲利的犯罪人分类没有科学基础，也缺乏同一性和准确性。因此，他根据真正犯罪人的道德低劣程度和性质，将他们分为四种类型：

⑴谋杀犯罪人或典型的犯罪人，即完全缺乏利他情操，把犯罪当成乐趣的犯罪人。这类犯罪人的道德异常最为严重，突出地表现为极端自私自利，缺乏任何仁慈或怜悯情操，丝毫没有正义感。

⑵.暴力犯罪人，即那些为了获得自我满足而从事杀人或身体暴力行为的人。

⑶.缺乏正直的犯罪人或不尊重别人财产的犯罪人，这主要是指盗窃犯罪人。加罗法洛认为，对这类犯罪人来说，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前面两类犯罪人。因为正直情操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本身，它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获得性情操，教育对它有很大影响。

⑷.色情犯罪人，是指那些由于性冲动而犯罪的人和进行了侵犯一般贞操的犯罪的人。

五、社会防卫理论

加罗法落是社会防卫概念的最先倡导人，他认为，刑法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犯罪人重新犯罪，从而保卫社会，而不是改造或矫正犯罪人。在他看来，犯罪人身上的心理异常主要由遗传造成，因此教育效果是有限的。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改变犯罪人的行为，外部条件的良好配合也可以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加罗法落并不从报应犯罪人和罪刑相适应出发，而是从预防社会将来可能受到的侵害出发，考虑刑罚问题。他将社会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和斯宾塞的犯罪赔偿与释放理论相结合，论述了他的“淘汰”犯罪人理论，提出了社会淘汰犯罪人的3类方法：

⒈ 完全的淘汰方法。这是将犯罪人从社会环境中绝对淘汰，使犯罪人与社会失去联系的方法。即死刑；

⒉ 不完全的淘汰方法。包括长期监禁或终身监禁，流放、永久禁止从事某钟职业或剥夺某种民事或政治权利等；

⒊ 强制赔偿，适合于那些缺乏利他情操，特定情况下犯罪而又不能再犯的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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