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刑的特点
1.难以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监禁刑尤其是传统的监禁刑，强调封闭的监狱行刑模式，的确可能难以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我国的监禁刑执行制度缺乏人性化，容易连带剥夺犯罪人一些合法权利，此外．传统监禁模式固有的弊端也阻碍了犯人的再社会化，有太多二进宫三进宫的人，他们在监狱没学会生存技能，反而使自己的“专业技术”突飞猛进，进监狱是由于小偷小摸，出了监狱可能就成了黑道一哥，从打架斗殴，到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所不精，无所不通。
社会化就是人学习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再社会化就是通过适当的途径使那些没有成功经历社会化历程的人，抛弃原来的反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重新学会符合国家法规范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因此，社会化和成功的再社会化，从其本意来说，自然是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但是，传统的封闭式的监狱行刑，剥夺了犯罪人与社会正常交往的机会，因此这对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的确存在不利影响。
监狱的本质，在于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将其安置于封闭的环境之中，使其脱离原来的犯罪亚文化圈并予以矫正。但是监狱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对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来说又是一个矛盾，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显然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完成，监禁显然无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不仅如此，监狱化还使犯罪人可能变得更坏。所谓监狱化（prisonization），首先由美国学者克莱默提出，它是指服刑人员从进入监狱开始至出狱为止，逐渐适应监狱习惯、生活和环境以致被同化，从而导致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改变的过程。克莱默认为，监狱生活对服刑人员而言是一个逐渐适应监狱亚文化的过程。3服刑人员生活在监狱中，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利益遭受巨大剥夺，为了适应监狱生活的漫长生涯，他们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活习惯，融入监狱的团体亚文化中。监狱化的上述种种弊端，足以导致人们对监狱行刑的效果发生重大怀疑，而且监狱行刑的残酷性也导致人道主义时代的人们对这种行刑方式的反感。
2.具有相当的矫正效果
随着监禁刑执行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执行方法的科学与文明，也不能完全否认监禁刑具有相当的矫正效果。
首先，一些学者以国外的数据来说明矫正或剥夺犯罪能力都无法成功进而论证所有的个别预防论都无法成功是否科学？矫正或剥夺在中国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应该以中国的情况来说明。美国再犯率高并不说明中国再犯率也必然就高。其次，论者坚持累犯率高就说明矫正不成功是否合理？笔者认为这种论证是有偏差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什么是矫正？矫正是改造、是教育，通过刑罚或其他保安措施矫正成功的人，完全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犯罪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犯罪人的自身素质只是引发犯罪的一个方面，有没有主要因为社会因素引发的犯罪？我们不能苛求矫正的成果，难道将犯罪人矫正成为任何时候都冷静、永远不会冲动、永远不会为外界的诱惑所引诱、永远不会犯错误（法律上规定错误）才是成功的矫正？这当然不可能，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了。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的存在，说明犯罪人出狱后，可能遇到各种情况再次引发犯罪心理。这并不能够说明矫正不成功。笔者认为，只要在执行刑罚的当时消除了犯罪人那种反社会意识或者大大减缓了反社会意识，或者至少减小了其犯罪可能性，就算是成功的矫正。因此，以简单地累犯率来说明矫正没有效果是不科学的。再次，认为累犯率高就是矫正没有效果的说法不正确的原因还在于犯罪原因的复杂性与刑罚效果的有限性。刑罚本身就是一种恶，其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基于正义的要求。菲利早就论证了刑罚效果的局限性，他指出，如果我们把犯罪的总体结果与导致其产生的人类学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的不同特征进行比较，就会很容易发现刑罚对犯罪的结果只不过略微有些影响。其实，刑罚，仅凭其作为心理力量的法律威慑的特殊作用，显然不能抵消气候、习惯、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及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世代相传的持续作用。统计资料表明这些因素的作用是导致犯罪增加或减少的最有力的原因。”他继续写道：“力，除非属于同种的，不能相互抵消。
刑罚，作为一种心理力量，只能抵消犯罪产生的心理因素，而且只能抵消那些偶然的和不太有力的因素，因为除非它实际适用显然不能抵消犯罪人类学向我们揭示的生理遗传因素。”一方面认为刑罚效果微弱，另一方面又以再犯率高来论证矫正没有效果，实际上是给予刑罚以整个预防犯罪的功能——这不是刑罚尤其是监禁刑所能够承载的任务。犯罪人初犯是发生在社会中，那时还没有经历监禁刑，那么他犯罪的原因当然不是监禁刑的弊端引起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犯罪人出狱后再犯罪就一定要责怪监禁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