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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资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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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敌罪刑法条文

第一百一十二条　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资敌罪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2、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中国公民均可构成本罪。但构成本罪主体的只能是我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3、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4、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向敌人提供武器装备或者军用物资的行为。所谓战时，根据本法第451条的规定，是指国家宣布进人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根据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宣布国家进人战争状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遇有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如果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与邻国发生局部边界冲突时，该地区的部队受领作战任务的，该地区也应属于处在“战时”。

这里所说的敌人，是指国内外带有军事性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敌人包括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武器装备，是指直接用于实施和保障作战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武器是直接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人作战设施的器械，包括兵器、枪械、火炮、火箭、导弹、弹药、爆破器材、坦克和其他装甲战斗车辆、作战飞机、战斗舰艇、鱼雷、水雷、核武器等。武器系统包括:杀伤手段、投掷或运载工具、指挥器材。军事技术器材通常包括，通信指挥器材、侦察探测器材、雷达、电子对抗装备、情报处理设备、军用电子计算机、野战工程机械、渡河器材、气象保障器材、军用车辆、伪装器材等。军用物资指除武器装备外供军队作战训练、施工科研、后勤保障等方面所使用的物资，如油料、药品、建材、器材、被装、车辆等。提供非用于军事的物资，不构成本罪。为敌人提供上述军用物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有偿的或是无偿的，或者为向敌人提供而购买、携带、运输，均可构成本罪。

资敌罪的处罚

犯本罪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本法第56条和第113条的规定，对犯本罪的，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处死刑;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并且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资敌罪司法解释

[刑法条文]

第一百一十二条　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资敌罪问题讨论

我不是“资敌罪”——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2008年4月20日，胡萍含冤逝世。

    胡老生前，我曾多次采访他。那时他已经因脑瘤手术而双目失明，但头脑清晰，他一字一句回忆了那个不可思议的黑暗时刻。采访结束，胡老慢慢地说：我这一生还不错，没胡来，如果干过坏事，我不埋怨任何人。我拼死拼活干一辈子，流过几次眼泪。最后弄成这结果，历史会搞清楚的。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第一个被关押审查的就是我

    我是新中国专机的首飞者，长期担任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1952年，我从哈尔滨一航校第二期干部飞行班毕业，分到西郊机场，是为数极少的驾驶运输机成功的老干部之一。由我组建飞专机的独3团，并出任团长。独立单位都高半格，在陆军我就干“独立”，独立营、独立团，一直在独立单位。后来独3团改成专机师，我是第一任师长，1955年授衔大校。我被提升空军副参谋长后，仍兼任专机师党委书记。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还没有专机，我作为机长在印度飞机上为周恩来保驾。1957年，我作为毛泽东专机的机长，突遇雷雨，与地面失去联络40多分钟，在塔台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团团转。飞专机、管专机20多年，我几次化险为夷，没出一点事，而九一三事件却猝然使我掉进十八层地狱。

我怎么能是“资敌罪”

   1982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决我为林彪提供飞机，造成严重后果，判我“资敌罪”，有期徒刑11年。

    “资敌罪”的大帽子是强扣到我头上的。

    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

    专案组说，你不可能不知道，逃跑就是你主谋，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

    我说你们尽管查，要查出是我制造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我并不知道阴谋。周恩来通过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怎么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他，不要跟他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他们玩了圈套，现在想很可笑，但不能离开当时的时空。党办副主任何汝珍对我说，叶群问，胡萍这小子靠得住靠不住？何汝珍说，这个你放心，绝对没问题。叶群为什么问这个？那个时候说倒就倒，我心想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我不是想当官的人，我更喜欢飞行业务。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又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保住晚节？那个晚上我通知周宇驰，总理查问飞机了，但我并不知情。这是好人犯错误，而不是坏人办坏事，这怎么能叫“资敌罪”呢？

林立果学开车要“手令”干什么

    我可以派飞机，但我怎么知道他们往哪里跑？我没有什么交代，确实不知道，我编也编不出来。查我，我也不知道谋害毛泽东。那时我在301医院住院，左肾结核，切片检查，本来想马上做手术，又一想还是等凉快点再做。住院没什么事，就等手术。9月12日午睡后我回机场。下午6点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三叉戟。我打电话给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那天晚上在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手令”让我看。我曾经看见周宇驰苦练林彪签名，我还奇怪，练那个干嘛？是不是林彪的字，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吴法宪早有话，他要用飞机就用呗。以后我才慢慢想，他用飞机像用汽车一样方便，还要什么“手令”？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

    我还想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32开纸，“手令”也这么大，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一个内容。下面是林彪签名。当时我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你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

    但林立果明白，用飞机要从我这里过。几个关口，飞机要移动，必须经过调度室批准，才可以放飞。三叉戟去北戴河正常，林彪在那里。本来三叉戟应该牵引到候机室门口，林立果不让，说我们开车过去，怕浪费时间。他们都安排好了，直接到停机坪，我没过去，后来听说他们拉了很多东西，搬上了三叉戟。

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周恩来查问三叉戟时，我正在候机室。

    九一三事件前一周，吴法宪打电话给我，林彪那里要动一动，做好准备。林彪“动”都是临时，打个电话说走就走。又过两天，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来电话，主任说这两天准备走。到哪？说到青岛或大连，或到广州，没个准。我说行，早了解情况早告诉我，我好做准备。林立果让我为首长准备好飞机，这几天要离开北戴河，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我说，我干这角色，不是一天两天。庐山会议，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叫我开会，怎么把所有的中央委员都送去，哪省哪省，要一个名单，拉这么多人，别人不让上，保密。大机群活动，二三十架飞机，没上头命令，我敢这么干？

    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这在内部很平常，别的首长也这样。改航线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起飞后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中起码的空中联络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键，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9月12日夜里，吴法宪在候机室对我说，准备一架飞机去北戴河。他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说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起来了，他去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准备去。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9月13日，我准备回医院，我有车，可吴法宪说，用我的车，张秘书送你。实际上监视我，怕我跑了。李德生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林彪去北戴河前，吴法宪交代准备飞机，林办警卫秘书李文普也打过招呼，过去都是这样办法，出了事，都推了。伊尔-18拉警卫，一架飞机装汽车，两架直升机用于视察，林彪“动”，都是这样，这就五架，还有一架空飞上海，我不知道要接谁。非说你搞阴谋，我为他们辛辛苦苦服务20多年，任劳任怨，谁知道他们搞这玩意儿。硬说三叉戟飞苏联的阴谋是我搞的，周总理为我说话，说不要追了。我与中央警卫局政委杨德中关系很好，他来看我。第二天专案组说，你要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替你说好话。周总理一清二楚，了解我，他不死，我的结局会好点。那天早上就把我关起来，杨德中把我送到中央警卫团的营部，住了两夜，又送到亚疗。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永胜）吴（法宪）。我没头没脑，什么“黄吴”？我一个字没写。又住了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念文件，我才大梦初醒，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是阴谋，出了事，没理可讲，我说有什么用？

胡萍为什么改名胡萍

    胡萍，1923年生，山东乳山县人。暴发户，靠银行、土地、山峦生活。家中2、30间房子，100多亩地，雇长工种地。父亲是国民党区长，社会名流。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要说专机飞行员，就是空军一般的飞行员，也早被刷下去了，怎么就能通过年年岁岁的严格政审呢？

    我家是革命家庭，我8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是革命老太太，脑子灵光，家里是革命者的据点，被抄了家。我是老小，上边两个哥哥，父亲比较注意老大的上学问题。我两个哥哥上学等级都不高，没上大学，但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青岛德国教会学校，受的教育等于大学。因为学校里有地下党，两个哥哥很早就是革命者。大哥是烈士，开书店，是地下党据点。二哥在教会中学毕业，留校做了一年革命工作，以后担任胶东大众日报社长，解放后在武汉任宣传局长。

    我上的烟台八中，高小毕业没考上师范，1937年在山东海阳县做青年工作，1938年我任三区区委书记，1939年参军。青年人嘛，参军打鬼子。我原名孙传芝，参军后改的名字。为什么叫胡萍？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我参军就是干部，县里有几个中队，我当过副指导员。1941年右胳膊负伤，我背着手拿枪，子弹过来一排，打中了还不知道。是贯通伤，没有什么药，盐水纱布从中间穿过，来回洗，现在两只手还一大一小。伤好后就留在后方，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当教导员，那时我还不到20岁。

抗战两次负伤，抗日勋章却不给我

    宣布日本投降是最好的消息，我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宣布。大家坐在背包上开会，哗地跳起来，鼓掌欢呼。这时我第二次负伤，还没有养好，伤在左手腕，也是贯通伤，有三级残废证。我两次负伤都在抗日战争中，但抗战胜利60周年发勋章，却没有我的份，说我没有单位。

    就是在东海军分区后勤，我和刘继馨谈上了对象。解放战争三查三整，质问为什么地主找地主？团政委是老红军，有点文化，对我说，不要在意，过过风头再说。

    刘继馨家也是大地主，家中有皇帝的诰命书，那一代最大的是进士，三袍玉带。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刘家的。刘继馨的父亲是开明士绅，曾在威海教会中学上过学，在村里办小学，教英文和音乐。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家里成了抗日据点，山东好多元老都在她家住过。后来暴露了，抓了五、六次，父亲终于被抓住，40多岁被杀掉，眼睛都被挖掉了。家中七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在北京读书，解放后当了江苏省委书记。六个姐妹都念书，地在哪里都不知道，长工说了算，很快破落。刘继馨1945年考上东海中学，这是革命中学，供给制，几千人考试只收几十人。没学多少东西，学校解散后她分到东海军分区后勤。

    我是单位的活跃分子，爱说话，爱打球。刚开始有一个文工团员喜欢我，但嫌我出过天花。在刘继馨眼中，虽然我脸上有麻子，还是很帅。我负伤后好几年用左手写字，左手还写这么好。她刚参军就很欣赏我，但谁也不主动，后来我一提，刘继馨马上就答应了，1950年我们结婚。

    我那时是10兵团32军284团的团政委，带部队走了几个月打到福建，任福州警备区司令员，是当地最高首长。正值在陆军的基础组建空军，从陆军挑了一批飞行员，还需要一批飞行干部。1950年刘继馨陪我到南京体检。27岁的我被选上了，到哈尔滨一航校学了两年，空军领导好多是我同学。刘继馨留在南京华东后勤报社当记者。

　　自从飞专机，我整天不在家，什么都保密。刘继馨只知道我给中央首长飞，关于飞行的危险，我说过一次，飞机外壳结了冰，危险极了，还继续飞。别人都说我胆子太大，但有故障我坚决不许飞。欧洲几条航线是他开辟的，连续飞20多个小时，没出过事。到那些国家，有的输油管爆炸，我一出去，她就担心，落地了才放心。

硬说我们要暗害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刘继馨带着7岁的女儿在青岛空军疗养院。早就想回来，但与西郊机场联系不上，没有飞机，老也没有消息。

   9月20日左右，西郊机场叫刘继馨回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她要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她和女儿还穿着单衣，冻得不行。好不容易作战科长带着吉普车来了，营门不让进，让她到俱乐部，说有点事，先到外边住，不让回家。当天就没有了自由，派两个人看着。女儿送回老家，婆婆也被送走。两个儿子当兵，大儿子在一航校，飞行都飞出来了，马上停飞，单独复员，二儿子在空13师当机械师，也复员了。两个儿子的工作不能分在一个方向，大对角，一个在顺义，一个在良乡，不能叫他们串连。

　　很快刘继馨被关进空军学院的学习班，她连被子也没有，给找了一床黑极了的被子。说是学习班，实际上就是监狱，窗户都用纸糊着，上厕所打报告，写材料的纸编上号，不准说话，一人一间房子。学习班还有王飞的爱人萧新，军务部长杨采章，朱铁铮等几十个人。

    刘继馨那时是西郊机场幼儿园团长，什么也不知道。专案组说胡萍是反革命死党，叫她揭发，还说到青岛是阴谋，派她去了解毛泽东的情况，想暗杀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前夫人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也在青岛疗养院。李敏要见毛泽东都非常难，贺子珍就更见不上了，想暗杀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在海水浴场，怀孕的李敏没下水，贺子珍下水。她们还一起打扑克，刘继馨陪着贺子珍玩，故意输，让她高兴。贺子珍脑子非常好，很能干的人，她还与贺子珍去了一趟威海。李敏的儿子和胡萍女儿同岁，也玩在一起。就这些内容，把她在青岛写的家信都抄走，叫她背出来信上都写了什么，漏了一句更不行，刘继馨哪能背得出？像李敏的儿子应该叫贺子珍姥姥，但对外叫奶奶。如果说不清，奶奶说成姥姥就是阴谋。

　　关了快三年，1974年初专案组看刘继馨实在没“油水”，把她赶到农村。土改时地主一样待遇，扫地出门，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说你是反革命家属，应该斩草除根的，毛主席关怀，给你一条生路。没给结论，不算敌人，方向路线性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叫刘继馨在她家和胡萍家选一个地方，刘继馨选了胡萍家乡。她带着女儿在村里劳动五年。一直在城市，突然到了农村，一年劳动下来，她连分的400斤粮食都买不下来，靠她在广州的妹妹和胡萍哥哥给一点钱，把粮食买回来。女儿在家念书，连铅笔都买不起，胡萍战友找来几只长毛兔，刘继馨扯兔毛卖，扯得手都肿了。刘继馨还是爱看书什么的，买不起字典，今天省几分钱，明天省几分钱，积起来，买了一个字典。晚上收工回来，就在小油灯下写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一天到晚，累得刘继馨没办法，神经衰弱，好在村里老乡对她们特别好，否则真不知道怎么顶下来。

　　1980年下半年，34师来信叫刘继馨回北京。

整整十年，生死两茫茫

    将近十年，房子早收走了，家中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光了，文物、书、财产甚至连日用品都没有。刘继馨没有一点我的消息，是死是活，连问的地方都没有，也不敢问。1980年底，我被监狱安排在262医院体检，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同病房，四个战士陪着。为什么这么安排？不知道。这时可以探视了，第一次见面，我的脸肿着，变了样，监狱发的衣服，补得像渔网一样。我身体虚弱，只有精神还可以。1981年底我出狱，1982年刘继馨陪我去山东潍坊。我的关系放在那里，允许每个月“借”100元，后来增加到240元。2003年实在生活不下去，刘继馨又去找，空军干部部说中纪委有文件，2000年就增加了生活费，增加到650元，一直到现在。

    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学校拔尖，作文几次被收入地区的小学生作文选。1978年女儿考上大学，刘继馨决定回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外边租了一间六、七平米的房子，“窝”了十几年。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上访近一点。刘继馨回来一找，就恢复了党籍，但我的问题毫无进展。慢慢地，我走路老撞墙撞树，我们也不懂，到空军总院眼科看，没什么毛病。其实是脑瘤越长越大，把视神经挤了，所以视野很小。老医生知道我是空军的老人，对我很好，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是不是脑血管硬化？一查发现脑瘤，1984年手术。术后我逐渐失明，1994年完全看不见了。

　　1994年落实政策，西郊机场给了刘继馨两间房子。1986年给刘继馨办了离休。

    这么多年，这么难，刘继馨都包了下来，如果我身体好，她什么也不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哥哥每次运动都挨整，现在90多岁了还活着。如果我没有这个事，能得脑瘤吗？身体能这样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刘继馨说：我接受不了，太残酷了，太痛了，不叫杀人叫什么！上哪儿找公道？历史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叫我们承担？至少生活不能这样，起码给最低的生活保障吧。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战犯，待遇那么高。只要生活过得去，我一切都会忘掉。可是生活如此艰难，叫我怎么能忘掉！

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最新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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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7 5: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