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讯逼供的主要内容

刑讯逼供罪，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含公检法、纪检、监察、及一切国家公职人员，总之，这里的“司法权”是“泛司法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客体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秩序，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客观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主体

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主观

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刑讯逼供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述不同动机只能影响量刑，不能影响定罪。

2012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这部共24章、548条、7万余字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条文最多、篇幅最长的司法解释，将自2013年1月1日起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

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

法院院长可强制证人出庭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无法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延期审理或者重新鉴定。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人民法院应当通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

司法解释规定，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审判期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提出保护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审查；认为确有保护必要的，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保护措施。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补助。

未经许可不得“直播”庭审

新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纪律：服从法庭指挥，遵守法庭礼仪；不得鼓掌、喧哗、哄闹、随意走动；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

司法解释还规定，对未经许可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的，审判长可以决定暂扣存储介质或者相关设备。

刑讯逼供涵盖精神折磨

司法解释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司法解释规定：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继续法庭审理。

死刑复核律师反映意见最高法院合议庭应听取

对于死刑复核案件，司法解释还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将采纳情况及理由反馈最高人民检察院。

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更加完善，为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二审案件监督、纠错功能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对二审案件开庭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对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以及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二审应当依法开庭审理。

同时，司法解释还特别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没有上诉，同案的其他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应当开庭审理；对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即使被告人并未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有条件的，也应当开庭审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第二审开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

利益冲突同案被告人不得聘请同一辩护人

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有“利益冲突”同案被告人或者犯罪事实存在关联的被告人辩护。

司法解释还明确了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证据的程序，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随案移送，可以书面形式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调取。

司法解释对离任的法院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担任辩护人的回避问题进行了规定：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

防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刑讯逼供的产生和久禁不止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实践方面的原因。虽然说刑讯逼供的存在固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但这些因素不能成为刑讯逼供合理存在的藉口和理由。为了保障刑事追诉者和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不仅从法律上要严禁刑讯逼供，从其他相关制度上、体制上也要消灭刑讯逼供的生存土壤和环境。

如何才能减少、最终杜绝刑讯逼供，以往很多学者们提出过诸多的意见。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项对策，力求为我国从思想、制度、实践层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提供些许借鉴。

（一） 从观念层面矫正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首先要清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要使公安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刑讯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权的产物，是与封建纠问式诉讼有罪推定相伴生的一种副产品。刑讯逼供是违反现代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前，从法律上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无罪的，公安司法机关完全无权对其施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其次要想减少、杜绝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就必须清除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程序工具主义观念，把程序看成是有其自成体系的程序组成要素，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独立的程序权利义务和程序法律后果。即程序特别是现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自身还有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具有独立的作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优秀品质。也就是应该树立起程序和实体并重的法律价值体系，没有程序就不能谈实体的正义。

再次要消除长期左倾思想的残余。法律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保障人权。要让公安司法人员认识到，绝大多数犯罪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刑事诉讼法更是保障公民权利（当然应包括犯罪人）的规则。因此，一切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采取刑讯的方法逼取口供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进行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

首先基于保障人权、与国际刑事诉讼法发展潮流相符合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废除“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我国政府继1997年10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于1998年10月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中所确认的权利中涉及刑事诉讼内容的在整个公约中占很大比重，他们构成了有关刑事诉讼的基本的国际准则，其中有一项即为沉默权制度。《公民权利公约》第14条第32项规定：“如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当然由于我国侦查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确立沉默权将给犯罪调查带来难以承受到的冲击，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沉默权的理由，只要我们加大对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提高刑事侦查的技术含量，我们就可将沉默权可能给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也是我们迈向法制民主、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次确立无罪推定的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项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精神，但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因为我国官方一直未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因而在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理念在广大公安司法人员心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这就为现实中有罪推定的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因此我们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的原则，以次来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并在实践中确实贯彻这一原则。

再次，在法律上应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文已介绍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文件虽然已确立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但它还没有作为刑事诉讼法中一项原则得以采用。并且，它也是仅仅涉及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而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我国并没有排除它的证据效力，在实践中它也一直被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在美国，有一种“毒树之果”理论――对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一律予以排除。这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我国不应再为了追求案件的实体真实而回避这一问题，而应该从法律上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

管理

建国后，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逼供。1953 年1 月30 日，公安部一份反映有两个县公安局长刑讯逼供、违法乱纪的情况简报送呈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作了批示，并指示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收集关于刑讯逼供的例证，编印成册，发给各省市公安厅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随后，包括16个案例和导言的《反对刑讯逼供 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印发，全国公安系统内开展了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和斗争。1956年，彭真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反对刑讯逼供，禁止肉刑。1958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通过《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明确把“不准刑讯逼供”列为纪律之一。依靠我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公安机关的自律教育，反对刑讯逼供运动似乎已经初具成效。可惜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审判组织名存实亡，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代行使了预审职能，讯问成为镇压异己力量的一个途径。刑讯逼供现象在当时非常严重。文革时期的专案组还总结了一些刑讯方面的经验：一人供听，二人供信，棍棒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并在公安机关全国性会议上加以介绍，结果流害全国。文革结束后，公安机关的工作步入正轨。但是，刑讯逼供却如影形随。根据统计，仅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1979年至1989年达4000多件。而1990年全国公安系统严重刑讯逼供案件发案起数和涉及干警人数分别比1989年年上升28.6%和42.5%，1991年1至9月的发案起数又与1990年同期持平，居高不下。这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门的警觉。为此，公安部在92《决定》中对遏制刑讯逼供作出了如下规定：

各级公安机关要……结合普法教育，对干警深入进行增强法制观念、禁止刑讯逼供的教育。各公安院校和有关的培训班，要把依法办案、文明办案、严禁刑讯逼供列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公安部刑侦、治安和预审等部门要根据办案实际，编写实用性、针对性强的办案基本知识材料和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供干警学习。有条件的要制作录像带，运用形象教育，以增强效果。新干警都必须经过办案程序、办案基本知识和严禁刑讯逼供的教育方能上岗。要在执法办案的干警中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边干边学活动，认真总结交流侦查、审讯工作中好的做法，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办案人员具体传授侦查、审讯方法，不断提高干警的办案能力和工作效率。

1992年《决定》还对如何制止刑讯逼供作出了以下部署：“整顿的重点是派出所、刑警队、治安队、收审所、拘留所、看守所和预审部门。要在深入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查出存在的问题，就事论理，议后果，论危害，并针对存在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对干警中发生的一般刑讯逼供行为，要通过自我检查、自我教育，自觉纠正；对造成严重后果、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刑讯逼供案件，要领导负责，组织专人，限期查处。对问题较多、自身又不认真检查、纠正的单位，上级公安机关要帮助整顿。”由此可以把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主要措施纳为教育警察、整顿部门、自我检查、领导负责，这是一种通过自律来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此项运动进行三年后，由于“刑讯逼供问题仍比较严重”，公安部又发布了《关于集中开展制止刑讯逼供专项教育整顿的通知》（以下简称95《通知》）把教育活动又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地位。这次活动专门就刑讯逼供开展了分阶段式教育，并要求组织领导，“一把手亲自过问”，甚至规定于1996年3月底向公安部写出专题报告。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公安部先后制定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3），对禁止刑讯逼供进行了强调。在2002年1月的全国公安厅局纪委书记会议上，公安部指示，今后省级公安机关一年内发生两件刑讯逼供，或两件滥用枪枝警械致人死亡案件，或各发生一件致人死亡案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必须到公安部检讨和接受检查。]在2003年，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进行清理整顿，已将33761名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调离执法岗位，并清退、解聘了10940名素质较低、不适合公安工作的有关人员。2005年，可能由于佘祥林案的触动，公安部在全国公安系统展开了群众信访接待活动，重点查处群众反映的公安民警刑讯逼供问题，据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地方上，很多地区的公安机关，为了强调文明执法，在全省或者全市范围内实行了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举措。例如，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出台了“三项措施”，为犯罪嫌疑人免费提供律师在场，对审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者全程录像；浙江省公安厅在浙江省公安机关留置、审查场所实行全程监控，全面实行留置措施网上报备制度；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项责任追究规定”，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政委或分管政工的领导一律就地免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处、分县局长、支队长一律就地免职；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实行领导包案、挂案制度，今后凡是发生重大刑讯逼供案件，都必须由纪委书记亲自组织力量进行调查；2005年下半年以来，各省公安厅还开始了定期接访的大行动，重点处理刑讯逼供申诉问题……这些努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舆论效果，让民众看到了执法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心。其中，有些规定倍受舆论好评。例如，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浙江公安民警刑讯

• 申请登记
• 登记机构
• 不动产登记
• 申请人
• 不动产物权变动
• 不动产
• 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 物权归属
• 不动产登记簿
• 权利人
• 不动产权属证书
• 行政强制措施
• 登记资料
• 行政相对人
• 协议
• 虚假资料
• 损害
• 赔偿
• 赔偿责任
• 不动产登记费
• 动产物权
• 非婚生子女
• 动产
• 第三人
•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非法侵入住宅罪的量刑处罚是怎样的
• 侵占罪具体是指什么，客观特征有哪些
• 套路贷犯罪要怎样处罚
• 团伙盗窃的行为量刑标准是什么
• 诈骗罪如何取保候审
• 有遗嘱能不能继承房屋
• 信用卡逾期还能不能贷款有什么法律规定
• 诈骗10万把钱退还后怎么判
• 员工在什么情况可以终止劳动合同
• 施工劳务合同的主要内容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