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一种区别于其他归责原则的归责形式，意味着其能够在合同法中独立地存在，事实上，这种归责形式不仅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而且也为国际公约所采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规则》均采纳了该原则，以至有的学者指出无过错责任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注：梁慧星：《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4—5页。)那么，这种归责形式在我国合同法上是否有其适用的余地呢?众所周知，我国在合同立法上长期以来坚持过错责任原则，例如1993年的《经济合同法》第29条规定：“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这种归责形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已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去。(注：崔建远：《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7页。)我国合同法放弃过错责任原则改采无过错责任，是否有其合理性呢?对这个至今尚存在争议的问题，笔者持肯定态度，理由如下：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更符合合同责任的本质

　　过错责任取代结果责任体现了自主行为，自负其责的私法理念。无过错即无责任，不仅划定了行为自由的界限，从而也保障了行动自由，这在侵权行为法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规定，每一个人都负有不得损害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义务，否则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各人都在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若使每个人都对其在任何情况下所致的损害负责，就必然使个人动辄得咎，行为自由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侵权行为法确立过错责任原则是很有必要的；而合同责任则与侵权责任大不相同。合同责任的基础在于违反了合同，而合同从本质上讲是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当事人允诺的一种体现。因而，违约行为并非如侵权行为那样违反了法定义务，而是违反了自己与他人约定的义务，这种义务本身当事人自愿同意为自己设定或创制的，其理应受其允诺的意思表示的拘束，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同责任作为违反这种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理应比侵权责任更为无过错。在民事责任领域，“本应出现的有秩序有规则的图像是：合同责任是无过错责任，而侵权责任则基于过错。”(注：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30、93页。)

　　(二)无过错责任更能发挥合同责任的功能

　　合同责任作为保障债权实现和债务履行的重要措施，其主要功能在于补偿性，即保障债权人能从债务人的财产中获得或尽可能获得因债务不履行所遭到的全部损失的补偿，同时也兼具警戒功能。作为过错责任原则而言，其取代原始结果责任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其功能绝非完善无缺。它在合同法上最大的缺陷即在于给违约者提供了较多的免责机会，使得债权人难以得到救济。而无过错责任原则排除了过错要件，限制了责任人的抗辩事由，使责任易于成立，从而使债权人得到侧重救济，也使得合同责任的补偿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

　　无过错责任对债权人的侧重救济无疑使得债务人的责任范围得以扩大，特别是在意外事故(即通常事变)情形下债务人仍然不能被免除责任，有的学者对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无过错责任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注：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 130、93页。)，笔者以为不然。第一，意外事故不同于不可抗力， 它虽也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如果采用进一步的防范措施，更精心地注意则损失不会发生。况且，随着交易的发展，违约当事人违反合同后，可以用来表明自己无过错的意外事件也会增多，如果此种情形均可以被免责，则会给违约方以许多免责的机会；第二，由于客观原因违约，违约一方当然在主观上并无过错，但受害方更无过错，况且，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承诺的信赖，往往改变了他的处境，例如，支出了某些费用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等等，让债权人自行承担这种信赖利益以及期待利益的损失显然是不合理的。而许多履行不能的情况本身即是债务人所应当承担的风险，例如，在交付前发生某些标的物毁损灭失，本属于卖方应负担的风险，因而不能因其也遭受损失为由而免除其损害赔偿责任。第三，通常事变往往是由于第三方的原因引起的，对此债务人可以依法向第三方请求赔偿损失，而债权人对债务人已不得有所请求，更不能向第三方主张权利，这对债务人而言，显属获不当之利益，而对债权人却多有不公。因而，在因意外事故而导致违约的情形下，如果一味主张债务人无过错而免除其违约责任，则无异于让债权人自行承担风险，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无过错责任侧重救济的功能则表现出强大的“恢复权利”的能力，从而有利地保障了交易安全。

　　(三)过错责任的客观化使得无过错责任的存在更具合理性

　　尽管两大法系国家在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存在着差异，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实施结果看，二者在构成要件上的差异并非如其表面那样深刻，其在解决违约责任时的做法正在趋于一致。过错责任的客观化是这种情形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管大陆法国家都把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一个前提，但基本上都实行过错推定，当事人除非提出法定的免责事由，通常并不能以自己主观上无过错为由而主张免除责任。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是由于不应归其个人负责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个人方面并无恶意，债务人对其不履行或迟延履行债务，如有必要，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为寻求违约救济时所处的地位，与其在英美法系国家可能处的地位基本上是相同的；第二，在具体认定过错时，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客观标准衡量债务人的注意义务，即并不以债务人本人的注意程度为标准，而是以一般人的认真注意程度为标准，即“普通有理智的人在那个特定场合所能达到的标准”。(注：(英)G.D詹姆斯：《法律原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这使得债务人的责任基础得以扩大；第三，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过错责任原则，但在很多情况下，它都是采用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德国民法典》第325 和326条关于负责的规定，远远超出了个人过错的范围。很多不属于过错的情况都可能产生责任。例如，如果在履行契约过程中利用了他人的服务，则该他人的过错将自动导致债务人的责任，此时债务人即为无过失而负责。上述过错责任的客观化因素都趋向于加重或扩大债务人的责任，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过错责任原则正在逐渐衰微，这种衰微使得采此种原则的法律制度与英美法国家的无过错责任制度更加接近。(注：(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23页。)从这一点而言，我国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