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责原则的概念，在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归责原则对侵权行为法之适用，在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中则常常被当作一个预设的前提，似乎重要得不言而喻，无需画蛇添足多作限定。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对侵权行为法进行研究、对民事侵权案件进行分析和审理时，归责原则的讨论自觉不自觉地被提高到了就侵权行为法整体而言的层次。

责任是裁判规范中的法律效果所描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有无过错，不法行为人因为自身行为所面临的法律效果，都属于责任的范畴。这个责任的性质，并不因为权利人是通过私力还是公力来寻求救济、是要求完璧归赵还是要求金钱补偿的不同而转移。按照学者的分析，广义的法律责任等同于法律义务，法学界主流的观点，是以责任为没有做好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后果；所谓责任的形式，则是指对责任对象所采取的制裁方法，如赔偿、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警告、开除、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从中可以一窥责任所指之广泛。其实即使从民法的范围来看，从责任一词的原义出发，也不能无视其类型的多样化。即是说，无论权利人是通过物权请求权等绝对权请求权这种在性质上存在争议的法律依据，还是通过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在性质上不存在争议的法律依据，来实现权利的私法救济，对于不法行为人来说，都是私法责任的承担。顺理成章地，这些责任的追究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就应该都属于归责原则——如果其“责”意指侵权民事责任的话——的范畴。此即按照学者的界定，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所解决的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之基础问题”。

但立法技术的处理显然直接影响了对“归责原则”的理解。大陆法系中债法与侵权行为的关系，从来都是理解债法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当考虑到对其性质的判断和技术上的要求，立法者将物权请求权等在立法上纳入物权法加以明定，侵权行为和各种合同及不当得利等则被平等地纳入债法加以规定时，可以说，此时作为立法成果的侵权行为法也就等同于侵权损害赔偿法了。以此作为不可或缺的立法背景，在提及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时，代之以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由于前提已被限制在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之中，自然也就不会引发不必要的争端了。 《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正是一例。在德国民法典中，“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被列入第三编“物权法”的第三章“所有权”，作为独立的一节加以规定：“因合同而产生的债的关系”则以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的独立一章出现；侵权行为在德国民法典中，则与买卖、互易、赠与、租赁等典型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相并列，被纳入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的“第七章”，作为独立的一节加以规定。由此导致德国民法典中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开宗明义就是损害赔偿义务，侵权行为一节的规定也即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也因此成为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

与之显然不同的是中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中国《民法通则》基于对债权和合同权利的保护问题的关注，采用了与前述德国民法典截然不同的立法技术，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合二为一，以使民事责任成为一项统一、完整的法律制度。在《民法通则》中，第五章“民事权利”对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分别作有正面意义的规定。至于侵犯这些权利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等，都被纳入第六章“民事责任”，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一节，更包含了物权请求权、人身权请求权、违约金请求权等各项内容，“赔偿损失”作为民事责任方式之一种体现其中。立法技术上的不同处理，导致归责原则一词的使用也必须相应地发生变动。

明确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以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为限，可以避免诸多不必要的争论和混淆：不仅可以不再纠缠于侵害知识产权领域应当采用一元的过错归责原则还是二元的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原则的争辩，也可以避免重现因为中国《专利法》第63条那样模棱两可的立法规定所导致的混淆。该条集中规定了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类型，最后一款则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有学者从这一条文的规定方式，认定中国专利法是“明文将这种行为定性为‘不视为侵权’”。这一推断显然不妥，无怪乎该学者很快就将这一推断修正为“专利法虽然对不知情而使用或者销售侵权产品的情况也有特别规定，但并不认为这种行为不是侵权行为，只是对其不知情的期间所为之行为不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而已”。不过这种修正并不妨碍学者始终将专利法关于这一“善意侵权”的规定，理解为是对专利权的限制。

实际上这一限制是一种伪限制。如前所述，如果肯定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一元的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无过错即无（损害赔偿）责任就是一种常规的法律效果，既不需要法律的专门规定，更无从构成对他人专利权的限制。这是因为，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所受到的更多来自法律专门规定的限制，在于一些没有得到知识产权人的授权而实施的使用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知识”的行为，不视为侵权。而“善意侵权”一词及其法律规定，本身已经表明，这种不知情的行为，同样构成对他人专利权的侵害，属于侵权行为；不过行为人可以因为主观的无过错而不必向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已，其他比如停止侵权之类的责任当然不得免除。这和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等知识产权的限制情形中，一旦认定“知识”的使用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否定侵权的构成相比，性质之差何止千万里。实际上，知识产权领域内侵权行为的认定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两者在构成要件上存在的差异，也已经逐步为中国审判实践工作者体认和总结。因此可以说，专利法第63条的规定和学者的认识变迁等，自觉不自觉地揭示了侵权行为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存在的差异，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于此凸现其边界。

知识产权学界似乎是最早也最积极地讨论了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这当然源自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严峻课题。但正如我们在前述分析过程中一再显示的那样，明晰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意义并不限于知识产权领域。对各种支配权、绝对权的民法保护，都需要借助于责令停止侵权等措施的采取。如前所述，不论在立法上是以何种方式来对停止侵权的救济予以规范，他们作为侵权行为人需要首先承担的责任形式这一法律性质是不会变化的。如果不明确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地位和适用的讨论就可能延及到这些领域。实际上，侵权行为立法乃至于民法典的制定，既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侵权责任形式和种类的界定，那么对哪些“责”有必要讨论归责原则的适用，显然也是理论和立法中都必须直面的问题。尤其在大量使用侵权责任的概念，对侵权民事责任形式的理解又不拘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背景下，我们对归责原则的讨论，还是宜于首先界定其前提：这只是归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则，而不是归侵权责任的原则；并应有意识地避免采用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以及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等泛化的表达。

道路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事关千家万户，交通事故在所难免。如何确定道路交通当事人的责任，成为道路交通立法不容回避的问题。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针对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之间交通事故分别确立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不同的归责原则。对于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符合社会观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但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各地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实施条例过程中，因对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特别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含义、历史发展及适用条件等缺乏全面而准确的把握，以至聚讼盈庭、莫衷一是。本文拟运用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理论，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承担问题展开提出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一、传统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法是调整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即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所谓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即行为人的行为或者物件致他人受到损害时，行为人或者替代责任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通俗地讲，“归责”也就是法律苛以行为人法律责任的依据和根源，而“归责原则”正是法律为正确归咎行为人责任而确立的基本原则。需要说明的是，法律规定何种归责原则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文化制度、思想道德观念等诸多因素。因此，研究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也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依据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侵权行为的构成包括四个要件，即损害事实、违法性行为、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在这四个构成要件中，行为人致人损害的事实、违法性行为、因果关系均属客观要件，而主观过错属主观要件。所谓过错，即法律认为应当受到非难的、支配行为人从事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法学界通说认为，主观过错要件，不但是侵权行为责任的构成要件，而且是最终的构成要件。也就是说，既使已经具备了客观要件，但如果行为人没有主观过错，也不能要求其承担责任。这种以主观过错作为责任构成最终要件的归责原则即为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在侵权法上的确立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符合社会普遍观念。在早期的侵权行为法中，确定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损害事实本身，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此即结果责任原则。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轫，人类理性日趋完善，现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行为人承担责任需以主观上具有过错为最终条件。按照一般的逻辑，一个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主观上的可非难性，即过错。反之，尽管一个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人损害，但其主观上不具有可非难性，自无承担责任的依据，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正如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只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兴起与确立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与过错责任原则相对应的，指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承担责任不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为必要，行为人造成他人损害时，既使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说，归责原则的确立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是随着现代工业发展而逐渐兴起的。

　　自19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的突飞猛进在为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灾难，如工业灾害、商品瑕疵、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公害事故等。依据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不能合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在高度危险造成损害时，如何确定过错，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是见仁见智、不一而终；其次，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受害人举证，在此类损害赔偿关系中，受害者本为弱者，距离证据较远，举证困难势必败诉风险较大。过错推定的立法技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但不具有普适性；最后，对于此类侵权行为，本身并无可非难性，但损害确实产生。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无过错不承担责任。但受害人所受损害并非空穴来风，如让其独食苦果，有失公允。同时，基于“有损害必有救济”的补偿观念，许多国家立法确立了特殊领域的无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在特定领域效率与安全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立法者根据一定社会价值判断选择安全的结果。现代工业是人类改造自然，实现自身解放所必须的，如为避免损害，禁止此类作业，无异于因噎废食。但因此类作业受到损害的人的权利又必须得到救济，才符合法制原则和公平观念。因此，以实现公平为价值趋向，以强调对损害进行补偿为目标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成为立法者的理性选择。法律要求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包括以下四点：1、行为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从中受益，因而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2、某种意义上说，行为人有义务控制损害发生，因而没有控制，故应当承担责任；3、危险作业人从事危险作业给周围环境增加了危险，因而应当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4、行为人多为大企业，让其承担无过错责任，他们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提高商品价格将风险转嫁出去。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Grissell v.Hausatonic”一案所说的那样“虽然被告没有过失，但终究是他导致了灾害，事故发生后，如果无辜的双方必有一方不免受损失时，与其令无行为人承担，不如让行为人承担更为合理”。道路交通是高度危险作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与适用

　　何谓无过错责任原则，理论上向有争议。我们认为，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根据法律规定，在某些侵权行为中，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归责原则。此概念包含了以下几点内容：（1）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个别侵权行为。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在特定领域为弥补过错责任原则不足而设定的原则，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只适用于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在现实中数量大，类型化程度高，故法律可将之要件化，而特殊侵权行为数量少、类型化程度低，不适合将其要件化。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3）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要求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在判定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时，人民法院不应该考虑、也不能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因为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无论行为人对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4）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考虑行为人的过错，但应当考虑受害人过错。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制度价值在于弥补受害人损失，尽管无须考虑行为人过错，但应当考虑受害人过错。在很多情况下，受害人过错往往可以成为行为人减轻责任的依据。

　　准确适用无过错责任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适用条件的严格性。让一个没有过错的人承担责任毕竟与人们基本道德观念不符，但特殊行业、特定活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又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故法律在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对其适用作出了严格限制。如果片面扩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使用范围，势必与民法的基本价值发生冲突，造成更大的不公平；2、赔偿额度的限制。侵权行为法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分配正义，着眼于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补偿。但是，这种补偿不应当与过错责任原则下的完全补偿相同，否则，将弱化侵权行为法的教育功能，与法律公平理念发生冲突。同时，如果要求行为人完全赔偿，必将使之不堪重负，从而影响现代工业的发展；3、免责事由的法定性。对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行为人免责事由具有法定性。首先，在受害人故意情况下，行为人可以免责。受害人故意说明受害人希望、追求、放任损害结果发生，因而理应由自己承担责任。对于受害人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我们认为应当成为行为人减轻责任的理由，而不能成为行为人免责的理由，否则就混淆了与过错责任原则的界限。对于受害人轻微过失，不应当成为行为人减责或者免责的理由。其次，因第三人过错造成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由行为人与第三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行为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最后，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不能免责。正是基于无过错责任的制度价值，我们认为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都不能成为免责事由。如果将不可抗力作为免责条件，将损害该原则存在的意义，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立法完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应该承认，《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交通事故责任原则的确定，符合各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因为该条本身的缺陷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缺乏，使该规定在实践中遇到了一定障碍，应当予以改进。

　　1、免责、减责条件规定不合理。该条规定把“非机动车、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作为机动车一方减轻责任的法定理由，这与侵权行为法的要求不符，也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立法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因而在免责或者减责上具有特定要求。一般认为，受害人故意是行为人免责的事由，受害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是行为人减责事由，受害人轻微过失不能减责理由，而该条并未针对受害人不同程度过失情况分别作出规定。另外，只有在受害人过失与发生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行为人抗辩的理由。受害人既使有过失，但该过失与发生交通事故没有关系，也不能成为机动车一方的免责或者减责理由。因此，该条第一款第二项应改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造成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2、配套制度缺乏。从人类理性来讲，要求无过错者承担责任毕竟违背社会道德观念。因此，各国法律在要求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同时，也都通过相应制度设计确保责任者把责任部分分散或转嫁。可以说，社会保险制度既是无过失责任原则产生的社会条件，也是该原则发挥其补偿功能的根本保证。社会保险，特别是各种形式的责任保险，其目的在于将个人所受损害分散给社会。但是在我国现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践中，保险人通过约定免除了在机动车方无责任的情况下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机动车一方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无过错责任后，却没有办法得到保险人的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建议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禁止保险人以机动车方无责而免除保险责任。至于保险人保险风险增加，可以通过提高保费形式予以补偿。

　　3、保险金额确定方式不科学。按照该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与投保人大都约定具体数额作为保险金额。此种约定并不科学，其一，如果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远大于与保险金额，而保险公司只需按照保险金额赔偿，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能实现分散个别风险的目的；其二，如果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小于保险金额，保险人完全赔偿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而对于机动车方无任何触动，不利于督促机动车方遵守交通规则。因此，立法可以规定保险金额的确定方法，如按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一定比例来确定保险金额，而禁止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具体数额。

　　综上，我们认为，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总体是一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体现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法律，但还存在诸多部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并适时地对该部法律进行必要地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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