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罪对象概述

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人或物。体现犯罪客体。相同的犯罪对象，可以体现不同的犯罪客体。如公共汽车被破坏，这一犯罪对象所体现的犯罪客体，可以是公共安全的社会关系(在行驶中被破坏)，也可以是公共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关系(在车库中被破坏)。有些犯罪没有犯罪对象，如脱逃罪；有些犯罪的犯罪对象只限于特定的对象，如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大多数具体的犯罪行为，都直接作用于一定的标的，使之发生损毁灭失或归属、位置、状态、行为方式等的改变，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危害，进而阻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对社会造成危害。人们对于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认定过程，往往开始于对犯罪对象的感知，通过对其受犯罪作用情况的检验分析，进而认识到其所代表的、受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危害的情况，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构成犯罪的性质。从类型上看，犯罪对象包括物体和人体两种。物体是指货币、物品等一切具有价值、归属关系的东西，按其归属关系可以分为国家所有物、集体所有物、混合所有物、个人所有物；按其存在形态可以分为货币、实物、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动产与不动产等。人体是指人的身体，受犯罪行为作用主要表现在其生命、健康、名誉、安宁等受到损害或胁迫。

犯罪对象不同于犯罪所得之物、犯罪所用之物。犯罪所得之物，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或者物品，即赃物，如受贿罪中受贿人收受的财物即为犯罪所得之物。犯罪所用之物，是指犯罪人进行犯罪活动所使用的金钱或者物品。如进行走私犯罪所用来运输走私货物的汽车等交通工具等即是。

犯罪对象的含义：一是具体的人或物。二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三是刑法规定的人或物。

二、犯罪对象的主要特征

犯罪对象的主要特征，是对犯罪对象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研究犯罪对象的特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犯罪对象、完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同时，为司法实践中正确认识、把握犯罪对象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法。[1] 笔者认为，犯罪对象的特征应当包括如下方面：

1、具体性。正如犯罪对象的定义中所指出的那样，犯罪对象是一种客观事物，属于客观的现象范畴。一经犯罪行为作用，就成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犯罪行为对犯罪对象作用的情况，通过受作用时的痕迹、位置归属的变化以及其他的影响记录于犯罪对象。 同时，从客观上看，任何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必然或多或少地在犯罪对象方面留下其作用的痕迹与影响，从而忠实、准确地反映了犯罪行为对其作用时的实际情况，这一特点，使犯罪对象在刑事诉讼法中具有提供证据和检验证据的双重功能。

2、法定性。犯罪对象是刑法所规定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观事物。犯罪行为侵害犯罪客体必须是通过对犯罪对象的侵害进行的，而不可能直接地去侵害抽象的社会关系。有学者在分析犯罪对象中的具体人或物的特征时为：“具体的人或物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或物质表现，或者反映客体受到侵犯的某种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成为犯罪对象。那些为我国社会和法律严禁的物品，不受法律保护的某些人身权利的主体，都不能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对象。” 但笔者认为，犯罪对象应是受法律规定的，而不宜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很多情况下犯罪对象都是非法的，但却是受法律规定的、不容侵犯的。按照犯罪对象必须具有合法性的观点，作为盗窃枪支罪的犯罪对象的枪支，一般来说是具有合法性的，即犯罪人如果是从合法持枪人如军人、警察等那里盗窃枪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犯罪人的行为直接指向了枪支，且枪支又具有合法性，因而该枪支就是盗窃枪支罪的犯罪对象了，但在少数情况下，犯罪人也可能从非法持有枪支者那里盗窃枪支，例如某甲知道好友某乙最近非法购得手枪一支，遂向某乙借用，某乙不肯借，某甲便于某日在某乙家中玩耍时趁机盗走了该手枪。同样是盗窃枪支罪，难道从警察手中盗窃枪支的犯罪就有犯罪对象，而从非法持有者手中盗窃枪支的犯罪就没有犯罪对象吗？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普通的盗窃罪中，难道犯罪人所盗窃的钱财是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该盗窃罪就有犯罪对象，而如果盗窃犯罪盗窃了某局长受贿的10000元钱时，该盗窃罪又没有犯罪对象了吗？如果同一种犯罪时而有犯罪对象，时而又没有犯罪对象，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上述两例中的枪支及10000元钱虽然是非法的，但同样是受法律规制的，因而也是犯罪对象。

3、主体选择性。犯罪对象的这一特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立法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客观事物都能够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有些事物，原来不是刑法所保护的对象，而是在刑法修订之后才成了刑法的保护对象；有的对象，立法者规定当其没有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刑法并不对其进行调整，只有当其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刑法才介入，这时其才成为犯罪对象。从这点上看，何种事物能成为犯罪对象或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成为犯罪对象与立法者的取舍、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其次，客观事物即使被刑法规定予以保护，但这也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并不必然成为犯罪对象。例如，甲从银行取出5万元人民币，这些钱当然是受刑法保护的，任何人都不能对这些钱实施盗窃、抢夺、抢劫等犯罪行为。但是在这些钱未受到犯罪行为作用之前，我们只能说其可能成为犯罪对象。这些钱是否真的是犯罪对象呢？这与犯罪分子的选择有关，一旦犯罪分子对之实施了犯罪行为，其便成为了犯罪对象。因此可以这样说，立法者的选择使客观事物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这时这些客观事物还只是有成为犯罪对象的可能性，而只有当犯罪分子通过其有意识的犯罪行为作用于这些客观事物时，才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4、客体制约性。在每一种具体犯罪中，犯罪对象的确定是受立法者所确定的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的。在某一犯罪中，犯罪行为所作用的事物往往很多，但并不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所有事物都能成为犯罪对象。只有体现立法者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事物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例如，用破门撬锁的方法入室盗窃，那么门、锁、室内的财物、存放财物的抽屉都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作用。用破门撬锁的方法入室，门、锁也被盗窃行为作用了，它体现的社会关系——住宅权也被犯罪行为侵害了（擅自撬开他人门锁，侵犯了他人住宅权），但门、锁并不是该罪的犯罪对象，因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财产所有权，在该罪中只有财物才能体现财产所有权，所以财物才是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5、表征性。犯罪对象同一，体现的社会关系却未必相同，犯罪对象相同的犯罪，犯罪类型却未必一致。例如，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无论是身体健康权还是生命权都是通过被害人来体现的。也就是说，虽然犯罪对象都是同一的，但是体现的犯罪客体却不一样，因而犯罪类型也就不一样。这是因为同一犯罪对象可以体现出多种社会关系，对其不同的侵害则就可能构成不同种的犯罪。同样，不同的犯罪对象也可能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例如，甲盗窃乙现金50000元,丙盗窃乙的金银首饰价值为50000元，前者的犯罪对象是现金，后者的犯罪对象是金银首饰，但两者却体现了相同的社会关系（客体）——乙的财产所有权，都构成盗窃罪。犯罪对象的表征性特征告诉我们，在认定具体犯罪行为的时候，必须透过犯罪对象这个表象去看清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顺便指出，即使犯罪对象、犯罪客体均相同的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犯罪也未必是一样的。例如，甲盗窃乙的钱包、丙抢夺乙的钱包、丁故意毁坏乙的钱包（假定数额达到犯罪标准），戊通过诈骗方式骗取乙的钱包，犯罪对象、犯罪客体均同一，但却构成不同的犯罪。有时一种犯罪对象在某一危害行为的侵害下可能同时体现多种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以立法者保护的客体作为认定犯罪对象的依据。如偷割正在使用的通讯电缆变卖的行为，改变了电缆与其通讯系统整体的关系，侵害了通讯安全；同时使电缆的位置改变，使其所有者（通常是国家）失去了对电缆的所有权。但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侧重保护通讯安全而非财产所有权，因而该罪的犯罪对象是能够体现通讯安全的整个通讯设备。

三、犯罪对象的范围

犯罪对象的范围具体包括哪些，这个问题搞清是对犯罪对象理解的进一步深化。按照传统刑法理论的观点，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 即犯罪对象包括人和物两类。笔者认为，犯罪对象的范围应当考虑如下方面：1、犯罪对象应界定为客观存在的事物。2、犯罪对象的范围应以人的认识范围为限，而不宜过于抽象，通过人的感性认识就能够把握的。3、犯罪对象应是能够体现犯罪客体的。4、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犯罪对象表现、承担的。5、确定犯罪对象具体内容的思路，还是应该以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是由什么承担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传统观点之所以会得出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共同要件而有的犯罪却没有犯罪对象的结论，是与其将犯罪对象的形式限制在物和人范围之内这一点分不开的。 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传统理论没有完全把握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要件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认识到有犯罪客体要件就必然有表现它的现象形式——犯罪对象，所以把犯罪对象限制在人和物的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犯罪对象的外延（种类）应包括如下方面：

1、人

作为犯罪对象的人，包括自然人和人的集合体——单位。

（1）自然人。作为犯罪对象的自然人，集多种人身权和其他权利于一身。对人的人身权与其他一些权利的侵犯最终还是体现在对犯罪对象——自然人的侵犯。作为犯罪对象的人有两个层次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即类型性的存在。其次，作为具体犯罪的犯罪对象，则是指具体的个人，如张三、李四等。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承担着多种社会关系，人是身体（包括生命、健康等）、意识、品质、性格或名誉等要素的有机统一。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破坏都是对人的侵害，都有可能构成犯罪。有学者认为，如果对单个人进行分析的话，可将人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也可以成为具体的犯罪对象。该观点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理性思维中把人的各种属性和特征与人区别开来，分别认识，才能更深入、更具体地理解人？——人的各种属性的统一体，也才能够理解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并真正理解把人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意义。 笔者认为，该观点将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正确地把握、理解人及其承担的社会关系。但如果将人的各个部分作为犯罪对象，实属没有必要，是把简单问题人为地复杂化了。例如，按照上述观点，若甲故意伤害乙，则甲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便是乙的身体健康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的乙。笔者认为，乙的身体健康权最终是由作为自然人的乙来承担的，对于乙的身体健康遭受了甲的故意伤害我们只能说作为犯罪对象的乙的健康遭到了侵害。同理，若是人的其他方面遭受了侵犯，应认定为犯罪对象的某个方面遭受了侵犯，而不宜认为人的某个方面就是犯罪对象。从认识的过程来看，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首先认识的应该是作为犯罪对象的人，从而再进一步去认定犯罪行为侵犯了人的哪一个方面的权利。另外，人作为诸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如果我们将人所承担的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对象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表现形态呢？这种抽象的“犯罪对象”最终还是有承担者的。我们总不能说人的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生命权是通过人的某一方面（犯罪对象）——生命来体现的。这种观点岂不是人为地将犯罪对象复杂化。当然，对于犯罪对象具体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则属于犯罪客体的范畴了。

（2）人的集合体。人的集合体包括各种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从更高层次上讲，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集合体，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犯罪对象。如《刑法》第221条规定的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102条规定的背叛国家罪等，其犯罪对象都是作为人的集合体。人的集合体作为社会关系主体时，虽然其行为、状态、名誉等必须由单个人的行为等构成或者表现，但其与单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主体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以人的集合体参加的社会关系，其社会关系的正常状态虽然也由作为其构成要素的人的行为等表现，但这种表现不是以人作为独立主体时的行为等为根据，而是以人作为集合体的构成要素的身份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失去了独立性，他的行为不是依自己自由意志的行为，而是依自己在组织体中的地位而要求的应有的行为方式去行动。当然，当人的结合而组成一个集合体时，犯罪行为对其侵犯通常也不是直接针对全部的集合体成员，而只是针对其中的一个或一些成员实施侵害行为，从而达到对整个集合体的影响、阻碍。这时，作为犯罪对象的就应该是人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个的人。单个人也只是作为集合体的一部分，承担着集合体一部分的职能。这时，我们需要正确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例如：甲将乙的房子的一堵墙推坏了（假定构成犯罪），这时的犯罪对象是这堵墙还是房屋呢？当然应该是房屋了。因为更确切地说，甲侵犯的是乙的房屋的所有权，而不宜说是乙的某一堵墙的所有权。换一个角度，从民事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看，如果甲侵犯的只是乙的某一堵墙的所有权的话，则乙从甲那里获得的赔偿仅仅是一堵墙的价值，显然，这是不合理的，这种割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观点实不可取。

2、物

物的外延是将物界定为犯罪对象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作为犯罪对象的物比民法上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物的范围更加广泛，它不仅是指那种能够被人们实际支配和利用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料，而且由于刑法研究作为犯罪对象的物并不是着重物体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当然在财产关系受到侵犯时，其经济价值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是注重于研究物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因此，一些不具有经济价值的物体，往往也具有犯罪对象的意义。 有的观点将物视为犯罪对象，并认为信息也属于物的范围，从而也属于犯罪对象。

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与人一样，同一种物可以承担多种社会关系，在不同的情形下承担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电缆在作为通信电缆被组合在通讯系统中时，若使其与所处的通讯设备系统脱离，如将其割断，就是其和共同设备所承担的通讯安全关系遭到破坏，当然其所承担所有权关系也遭到了破坏，此时立法者更注重的是对通讯安全的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盗窃通讯设备犯罪的规定》：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不大或较大，同时危害公共安全，以破坏通讯设备罪定罪处罚；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这说明，在前种情况下立法者注重的是对通讯安全的保护，后种情况下立法者注重的是财产（电缆）价值的保护。从这点来看，同一物在同一犯罪行为的作用下可以承担不同的社会关系，究竟如何确定具体罪名，这与立法者在不同情况下需要保护的客体有关，从这一点上看也体现了立法者的主体选择性。

传统观点认为，在一般的盗窃罪中，若行为人甲盗得乙的一台电视机，而甲放回家中观看，并未再对其实施毁损行为，那么犯罪对象则未受任何改变，而犯罪客体却遭到破坏。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的客观表现，在犯罪客体——乙的财产所有权遭受破坏的情况下，而犯罪对象却没有发生变化，显然这是不可思议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可知，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物质是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的，因而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物的存在条件或者说与物本身相对的环境也应包括在物的范畴之内，如物的位置、状态及自然环境等，这是因为这些条件的变化就意味着物的存在形式的变化，进一步说，也就意味着物本身的变化。 上述事例正好说明了侵害了物的存在条件，也就是侵害了物本身。那种把物和物的存在条件割裂开来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当然，对于许多学者将物的位置、状态、形状等作为犯罪对象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理由同前述不应将人的承担的某部分的关系作为犯罪对象的观点一样，即物的位置、状态、形状的最终承担者也是物。

3、行为规范

主体和客体是实践活动的两极，而实践是使主体和客体这对立双方联系起来的桥梁，实践活动本身有其独立性。行为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行为规范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良好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出多种社会关系，有其特殊性，因而应将其独立地划归为一类 .但是作为犯罪对象的行为规范显然只能是合法的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作为犯罪对象的主要是一些经济犯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犯罪，如逃避追缴税款罪、走私毒品罪等。行为规范具体包括：（1）国家的一些政治、经济、行政、司法活动。例如选举、海关管理、税收、金融、外汇、工商管理、犯人的监管改造等。（2）国家为维护自身、社会以及公民的安全等秩序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如国防、军备、治安等。（3）自然人、法人（单位）的教学、科研、生活、生产、交换活动。

4、信息

一般认为，“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形式，以及自组织系统对这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 学者们对信息能否单独作为一类犯罪对象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分歧是将信息单独划归为一类，还是将其划入物的范围。信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是受法律保护的，作为信息的载体，当然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如光盘、磁盘等。信息必然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信息本身并不是社会关系，而只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但我们却不宜说信息的表现形式是光盘等，因为信息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其载体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作为其载体的物质的价值相对来说是十分有限的，刑法所要保护的是信息而非其载体。有论者认为，在盗窃国家秘密时，盗窃的对象就是信息。现在许多计算机犯罪的行为对象，其实也是信息。因此把信息列为行为对象，更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要求。 也有论者将信息视为物的一种，从而也将其认定为犯罪对象。 笔者认为，信息除了前述的一些特殊性之外，从法学理论上讲，物的范围也是不包括信息的。因此将信息作为一种单独的犯罪对象是有利于法律学科中的有关概念的统一规定，也有利于对信息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

四、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关系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在于：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物是作为犯罪客体的具体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人是作为犯罪客体的具体社会关系的承担者。通常来说，犯罪客体总是通过一定的犯罪对象表现它的存在，也即犯罪分子的行为就是通过犯罪对象即具体物或者具体人来侵害一定的社会关系的。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犯罪对象则未必。分析某一案件，单从犯罪对象去看，是分不清犯罪性质的，只有通过犯罪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才能确定某种行为构成什么罪。比如，同样是盗窃电线，某甲盗窃的是库房里备用的电线，某乙盗窃的是输电线路上正在使用中的电线，那么前者构成盗窃罪，后者则构成破坏电力设施罪，两者的区别就在于犯罪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一是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一是危害公共安全。?

第二，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罪对象则不是任何犯罪都不可缺少的，它仅仅是某些犯罪的必要要件。比如刑法典第152条的走私淫秽物品罪，其犯罪对象只能是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否则就不可能构成此罪。而像偷越国(边)境罪，脱逃罪，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等，就很难说有什么犯罪对象了。但这些犯罪无疑都侵害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犯罪客体。?

第三，任何犯罪都会使犯罪

• 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
• 雇用逃离部队军人罪
• 接送不合格兵员罪
• 战时故意提供虚假敌情罪
• 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
• 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
• 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
• 对单位行贿罪
• 单位行贿罪
• 私分国有资产罪
• 私分罚没财物罪
•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 徇私枉法罪
• 裁定失职罪
• 枉法仲裁罪
• 私放在押人员罪
• 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证罪
• 环境监管失职罪
•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 放纵走私罪
• 商检徇私舞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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