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生平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 庭的一位法学家。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为柏林市议会议员。他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她 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
青年时代的韦伯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 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1882年，考入海德堡大学，在法学院注册，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他同时攻读历 史、经济、哲学和神学，并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和辩论会。19岁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之后，韦伯在斯特拉斯堡服了一年兵役，先是普通士兵，后来 晋升为军官。他为曾经担任过帝国军队的军官一直引以为荣。1884年进入柏林大学和格丁根大学继续深造。1886年通过高等学校法学考试。
1887－1888 年多次参加在阿尔萨斯和东普鲁士举行的军事演习，成为由关心社会问题、具有种种不同倾向的大学生组织的“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该组织是施穆勒于1872 年创建的，受“社会主义者讲坛”领导。1889年在柏林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学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登记为开业律师。
1890年再次参加法学考试。应“社会政治联盟”的要求开始调查东普鲁士农民的境况。1892年提出关于东德意志农业劳动者境况的报告。 1891年《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发表。这篇论文以及他和莫姆森教授进行的答辩使他获得了教授资 格，在柏林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从此，韦伯开始他的大学教授生涯。1894年担任弗里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发表论文《东德意志农业劳动者境况演变的趋 势》。1895年去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开始在弗里堡大学授课。第一次讲授的内容是：《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1896年韦伯应聘去海德堡大学任教，接替 克尼斯教授退休后留下的教席。发表论文《古代文明衰退的社会原因》。
33岁时，《耶稣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第一部分及《社会 科学和政治中认识的客观性》发表。1905年俄国的革命俄国的革命使韦伯对沙俄帝国面临的问题发生趣。为了阅读俄文原著，他开始学习俄语。《耶稣教伦理和 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第二部分出版。
1920年6月14日，韦伯在慕尼黑逝世。1922年玛丽安妮.韦伯出版《经济和社会》一书。1925年和1956年又出版经过增补的新版本。
二、社会评价
学术界对其在社会学界、管理学界、历史学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贡献评价很高。
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对韦伯的学术渊 源和成就赞誉说：“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著 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著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 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 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赞扬韦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帕金的评价：“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美国社会学家根瑟·罗思认为，“韦伯是惟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认为，韦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把判断与比较历史的方法对其确定性进行核对的能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德国著名的韦伯研究学者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强调了韦伯对官僚组织之外的民选领袖的认识，指出：韦伯“将伟大政治领袖的产生作为议会民主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源泉。”
英国学者戴维·比瑟姆则突出韦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色，指出：韦伯在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主义价值立场，正是以对民族文化价值的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为核心的。
哈 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休斯曾经指出，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 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 说的思想家。
英国学者麦克雷认为：“从某个观点来说，韦伯是个历史主义者，韦伯开始的着眼点是把社会学视为史学，对他而言，所有人类的实相都可以在时间的向度里及史家的方法论中被理解”。
当 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中，法律发展既具有突出的地位，也具有双重意义的地位。法律合理化的双重意 义在于，法律合理化同时表现为目的合理经济行动和行政管理行动的机制化，以及目的合理行动的下属体系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摆脱它们道德实践的基础。”
三、对社会的影响
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 最初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 为“韦伯命题”。
四、主要作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
《政治论文集》（1921）
《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
《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
《经济与社会》（1922）
《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
《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
《古代犹太教》
《音乐之理性的和社会基础》
《科学论文集》
《一般经济史》
《国家社会学》
五、学术成就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 学家。杜尔凯姆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 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韦伯将其分类为传 统行为、感情行为、目的理性行为、和附带行为），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
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 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 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在这些著作中他 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许多韦伯的著作都是在他死后才被收集、修订、并出版，这些工作主要是由他的妻子施尼特格尔进行的。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知名的社会学家都写下了许多对于韦伯著作的解释。
1.宗教社会学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 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 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 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他的目标是为了找出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不过与当时许多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不同的是，韦伯最初并没有打 算衡量和评断东西方两者的优劣；他希望专注于研究并解释西方文化特殊之处。在他的研究分析里，韦伯指出卡尔文主义（或者更广泛的—基督教）宗教理 想的影响成为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指出这并非促成发展唯一的因素。其它重要的因素还包括了理性主义对于科学的追求、加 上数学的科学统计、法律学、以及对于政府行政理性的系统化、和经济上的企业。最后，依据韦伯的看法，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只不过是探索一个阶段的变革，亦即那 些让西方文明突出于其它文明之外的重要特征。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 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 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 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卡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 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 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划。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 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 究里继续比较其它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 人、犹太人和其它非基督徒身上了。
3.《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 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 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
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封建制度国家的联邦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以世袭制度相传的帝国。如同在欧洲一样，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了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他们从来没有 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利或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亲戚关系的紧密连结造成的，而这种连结则是出于宗教信仰里的祖传观念。另外，工匠的 同业公会彼此竞争以向皇帝争宠，而从来没有试着联合起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也因此，中国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组成一个如同欧洲城市一般的独特社会阶级。
较早的国家统一以及中央官僚制度的建立，则意味着中国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从土地的分配转移至官职的分配，官僚的贪污小费和税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有50%的岁入都流入了他们的口袋。帝国的政府则依赖于这些官僚的服务，而非如同欧洲一般依赖于骑士的军事服务。
韦 伯指出儒教对于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相当宽容的态度，而从没有试着将他们统一为单独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儒教教导人们要顺着 这个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高等」的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虽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也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 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
韦伯主张，虽然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存在（长期的和平、运河的改善、人口增长、取得土地的自由、迁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以及选择执业的自由），然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无法抵销其它因素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来自宗教）： 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会扰乱对于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当困难。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护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过程的理性化。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
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 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 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韦伯主 张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4..政治和政府社会学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38]，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 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也因此一个政治家不能被视为是一个 「真正道德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如同山上宝训里所述的会将脸颊转过来让人掴耳光。遵从那样的道德的人应该被归属于圣人， 只有圣人才会这样做。而现实的政治界是没有允许圣人参与的空间的，一个政治家应该采纳的伦理是道德与政治目标的权衡(Proportion)、以及负责任 的伦理(Responsibility)，并且必须对他的职业拥有强烈的热情(Passion)、同时还必须学会将自己的情绪好恶与实际目标区隔开来 (Distance)。
韦伯并且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官僚 型支配（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韦伯主张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多少包含了这样的成分。 他认为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常规的」权威形式，也就是传统或者官僚型支配。同样的，他也注意到在纯粹的传统型支配里，对于支配者的 抵抗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传统的革命」。因此韦伯也暗示了社会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发展，并且利用官僚的架构制度。尽管韦伯庞杂的著作中 暗示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他自己十分小心避免进化论与目的论的逻辑。然而由于韦伯最早的英译来自结构功能派的Talcott Parsons，使得他的理论时常被视为社会进化论的一部分。
韦伯在社会的官僚化上的批判研究也相当为人所知，研究一个正式的社会体制如何以理性 的方式套用某种形式的官僚制度。事实上也是因为韦伯展开了对于官僚制度的研究，使得官僚（Bureaucracy）这一词成为常用的社会科学术语。许多现 代公共行政学的 研究都可以追溯回韦伯。当社会学研究述及一个传统的、有着阶级架构的大陆型文官体制时，也经常将之称为「韦伯文官体制」。不过这只是韦伯在他的《经济和社 会》（1922）里所提及的其中一种公共行政和政府统治形式，而且韦伯个人并不欣赏这种制度—他只是认为那特别成功和有效罢了。
在这本书里，韦伯 勾画出了 社会学知名的「理性化」概念，亦即从一个价值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转变为一个以目的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法律型权威）。而依据韦 伯的说法，不断理性化的结果将会是一个「冰冷的北极夜晚」—人类生活的理性化造成个人陷入了一个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铁笼子」里。韦伯的官僚 研究也使他正确预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局，由于自由市场和其机制遭到废止，国家不但没有消失（卡尔?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社会将会达成这个目标）、反 而开始了规模惊人的过度官僚化（举例而言，短缺经济的爆发便是证据之一）。
韦伯在三种正当支配之外，曾经提出意大利的城市共和政治 是一种非正当的支配，可见他的支配类型学仍有模糊之处。他对民主政治魅力型领 袖与官僚铁笼之间互动的悲观，也对后世的民主理论，特别是熊彼得的精英政治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伯对魏玛民主的看法似乎预见了纳粹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