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简介
其著作四卷本《法学阶梯》（Institutes），该书不仅是当时法律学校的教材，成为查士丁尼编纂同名法典《法学阶梯》（罗马《国法大全》其中一部）时的范本，同时也是唯一的一部完整地传至后世的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文献，此外它还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专著。在它以前，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罗马共和国学者西赛罗的《论法律》，都未能将法律与政治、哲学、神学等话题严格区分。盖尤斯的论著则是以纯粹法学的视野来研究法律现象。其能完整地传至后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该书的普及程度。该书大约成于公元161年前后，是一部初级法学教材，长期用作罗马法科学生的课本。有关私法的内容几乎都已涉及，很适宜作法律学校和市民自学法律用的教材。因而该书当时流传很广。与《法学阶梯》配套，盖尤斯还编写了一本《日常法律事件》，该书曾被后世学者称为“黄金书”，是进一步阐述《法学阶梯》的著作。可惜，这本解释书已失传了。由于盖尤斯及其他法学家著述了皇帝的权利，维护当时帝国的统治秩序，公元426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颁布《学说印证法》，盖尤斯与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丁被一起列为罗马五大法学家，盖尤斯的地位仅次于乌尔比安和帕比尼安。公元六世纪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有535条选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现今西方奉行的“一个人的住宅即其壁垒”的原则，就是出自盖尤斯。”
从罗马共和国以及罗马帝国前期的概况分析，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的法学家最初仅限于对先前制定的法律加以整理和可能的整理，而不增加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在随后的发展阶段，法学家们在法律旁增加了诉讼以及对它们的解释，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注释性的；此后法学家们把对法律的评论纳入到一个以其学识为基础的总体系之中，用分类论述、归纳演绎以及系统的方法研究法律，从而奠定了民法的基础；后来的作品则都遵循“系统的和创制性的”方法，即在论述中有时表现为对告示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法律、元老院决议或君主谕令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先前法学家的意见、为反映某一问题丰富多彩的侧面而编设的例子或者要求法学家发表见解的具体案例的讨论，这种方法总是由一种深刻的内在系统性加以指导，总是尽可能地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并辅之以建立在普编接受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其他论述方法。同这些罗马法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盖尤斯的作品中占知道地位的是教学方面的要求，这使得创制性成分降低，对已固定的法的叙述性成分增加；在那里受到注重的是系统的方法，这也鲜明地表现在使人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叙述次序上。他为在系统论书中形成内在的体系做出伟大的努力。当时其它法学家作品的次序表现为一种同缔结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和诉讼舞台上的原告的活动紧密联系的考察，盖尤斯比他们超前一步，他很早就进行对权利内容的考察。在他的体系中，人、物、诉讼（即从人的观点关注的权利）、人对物的享有以及对权利和法律关系的享有（还考察这些权利和关系的内容、取得和丧失）这样一些议题被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并且使权利为人服务的法律观念。可以说，盖尤斯的体系是以现实中平等的、主权的和有产的家父及其相互关系为模式创造的，这种家父赋予民法以特色；这些家父代表者理想中的人及其在法中的中心地位。这种法学思潮与当时流行的新斯多葛主义哲学中倡导的“人人皆兄弟、彼此应友好”无疑是遥相呼应的。
二、个人评价
（1）特点
1.保持萨宾派的基本立场。根据前文的分析，盖尤斯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大法官法和万民法等内容为补充；在方法论上注重进化论精神，反对传统的形式主义，不囿于法规的条文。
2.内容简明扼要，非常通俗，且体系完整。其语句精炼、分析精辟，深入浅出，简略得当。
3.务实精神：重实际而不专尚理论。根据前文的分析，当理论与实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盖尤斯经常舍弃理论的要求而致力于满足实际的需要。由于当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法律实践尚不足以以理论上把包含在现象中的许多重要法律关系概括成普遍原则。他同其他罗马法学家一样，认为所有概念、定义不足以适应形势迅速发展，“一切定义，在法学上都是危险的”。由此可见其求实精神之一斑。在阐明自己门派的观点外，他经常援引对方门派的意见，而对于本派主张确信有失误时，则能够加以改正，不因门户之别而文过饰非、坚持错误，显示其实事求是的良好学术研究风尚。
4.创新精神：根据前文的分析，盖尤斯在此书中首创了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分法体例结构，物法用了两卷内容叙述。把罗马私法分为人法、物法、诉讼法三编，大体上奠定了近现代民法的结构体系。另外，他在此书中最早提出了“权利并无有形与无形之分”的著名论断。
（2）不足
1.对法学认识不够全面，特别是对物法、诉讼法等内容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2.缺乏希腊人所具备的抽象思辨能力，有的章节和段落叙述颠三倒四，不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3.由于过于追求简洁，大部分时间是介绍罗马法律制度和理论界的通说，没有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而且写作缺乏文采，其文学素养和艺术造诣不及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贤，也比不上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赛罗，更不用提拿它与近代格老秀斯、孟德斯鸠、贝卡利亚等思想巨匠相提并论。当然，这是古罗马众多法学家的一个共相。
4.反对法治，支持人治。盖尤斯在论述中，其基本立场仍是为罗马的奴隶制度辩护，为罗马帝国的专制主义辩解。如盖尤斯对前文所说的“君主谕令”所作的解释（认为君主谕令具有法律效力，因为皇帝本人根据《王权法》获得统治权），为帝政人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又如他在该书第一卷第一卷第14、15段中将参加反对罗马共同体战争的战败者都称为“归降人”，而将参与反抗说成是“做了坏事”，且将此类人禁止变成罗马市民和拉丁人，企图在理论上极力维护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
三、相关信息
（1）盖尤斯算不算是萨宾派？
虽然在学术上，盖尤斯自称属于萨宾派，在《法学阶梯》一书中他视萨宾（公元64年去世）为自己的老师，而将普洛克鲁斯派的人称为“另一学派的学者”。但研究此书的罗马法研究者发现，他在一些重要法律问题上已开始接受普洛克鲁斯派的观点。从他往后，再没有人称自己是何学派。那么他的这个“最后的萨宾派”是否名副其实？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萨宾派和普洛克鲁斯派的区别来谈：根据笔者前文的分析，罗马的萨宾学派和普洛克鲁斯学派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形式上的，即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看问题的视角上不同。萨宾学派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普洛克鲁斯学派则着力于裁判官法（一作“长官法”，包括最高裁判官法和万民法等内容，与市民法相对应）的研究。从这一点来看，萨宾学派较为保守，普洛克鲁斯学派则较进步。但是，在方法论上，前者注重进化论精神，反对传统的形式主义，而后者则往往囿于法规的条文。学者耿勇在《简论万民法与国际私法》（原载《法制与经济》2007年第9期）中认为：“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记载：所有受法律和习惯调整的民族，他们一方面遵守自己的法律；另一方面遵守为人类所共有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民族专用的法律是该民族自己的法律并被称为市民法，换言之，是该城邦自己的法律，而自然理性为全人类确立的并为所有的民族同等地遵守的法律被称为万民法，换言之，是由所有的民族使用的法律。如此，罗马人民部分地由其自己的法律调整，部分地由全人类共有的法律调整。徐国栋教授认为，这一段落表达了盖尤斯对一个民族的法律构成的分析：一部分是普通法，即与其他城邦共有的法律；其余部分是特殊的法，即本邦独有的市民法，后者的范围狭小。根据黄风《法学阶梯》中译本的拉丁文编排者意大利学者恩佐.那尔第的研究，市民法只包括宗亲关系、家父权、夫权和对妇女的监护、20岁以上的人可以把自己出卖为奴、人格变更、被共有之奴隶由共有人之一解放时其他共有人的增加权、市民法所有权和万民法所有权的双轨制、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取得时效、遗嘱的形式、外国人不能接受遗产或遗赠、采用”我允诺“之形式的口头债务、不分遗产的共同体等内容，其他的法律都是万民法。按照盖尤斯在其同书第二卷2、73、75、70、66中的宣告，它们包括地上建筑物添附于土地、在他人土地上播种的小麦添附于土地、因淤积增加的土地归被淤积土地所有人、无主物归先占者的规则等”。如果以耿勇的观点对比分析，盖尤斯还真不能算是萨宾派。可是，反对以上说法的论据更多，赵晓耕老师在《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21页向我们介绍：罗马市民法内容主要是国家行政管理、诉讼程序、财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规范，万民法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关于所有权和债权方面的规范，很少涉及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内容。谷春德教授在其主编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0页也指出，罗马的市民法多为民众大会通过的法律和元老远的决议等规范，包括《十二铜表法》、《米尼奇法》、《巴比和波培法》等等内容，而万民法则与之相对。光从黄风中译本的目录来看，收录的大部分是法案的名称和元老院决议的名称，从这一角度看，盖尤斯也确实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对于诉讼程序、财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规范的论述井井有条，不像他在介绍所有权和债权方面的规范那样语无伦次。在方法论上，盖尤斯也是注重进化论精神，反对传统的形式主义，如介绍诉讼法时，先介绍以前的法定诉讼，再介绍后来的程式诉讼；在介绍法定继承时，先介绍十二铜表法的相关规定，然后介绍后来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的完善和补充。因此笔者认为盖尤斯这个“最后的萨宾派”是当之无愧的。
（2）关于盖尤斯“人法、物法、诉讼法”体系编制模式，是否是他自己的独创？
周论上册第89页指出：“这是他仿照当时的传统做法，而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意大利罗马法教授桑德罗.斯奇巴尼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译本所作的前言第2页中就认为：盖尤斯的以上体系编制模式是他独创的，在此前的其他作品中没有这种体系编排模式。该书的中文译者黄风教授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周枏在书中并没有自己说法的事实根据，徐国栋在《“人身关系”流变考》一文中指出：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对立起源于古罗马的修辞理论和法的分类理论。从修辞的角度言，为了使论述脉络清楚，有必要对方方面面的事物进行分类，最简单的分类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类，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说：“为了理解词并为了写作，没有什么比把词划分为两个种更有用和更令人愉快的练习了：一个种是关于物的，另一个种是关于人的”。 （ Ciceron， De la Invencion， In Nicolas Estevanez edi. Obras Escogidas，Casa Editorial Canier Hermanos， Tomo Primero，Paris，s/a，p.228.）很遗憾西塞罗对世界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作了物文主义的排列，但他提供的这种认识框架确实影响了法学家对论述材料的整理，公元2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就把所有的实体法简单地划分为人法和物法。可是盖尤斯为什么要将诉讼法与人法和物法并立，实在找不到先例。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周枏的说法不可信，也不符合现今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