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作品
法人作品也称单位作品，是指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体现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意志，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
| 问题 | 民间文艺作品 |
| 分类 | |
| 解答 |
一、概念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而构成的作品。一般认为，它包括语言形式（民间故事、民间诗歌等）、音乐形式（民歌、民。间器乐等）、动作形式（民间舞蹈及戏剧等）以及用物质材料体现的形式（绘画、雕塑、工艺品、编织品等）。
二、特征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集体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一个特定群体经过不间断的模仿而实现的，它基本上是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
(2)长期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集体经过长期的、不间断模仿而完成的，其本身经历了较长的创作期。
(3)变异性。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群体不断模仿而实现的，因此其本身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
(4)继承性。虽然民间文学艺术有不断变化的特征，但同时又有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因素，世世代代继承流传下来。
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集体性上看，它与一_般作品的“作者”概念显著不同；从继承性上看，它又缺乏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独创性”；从长期性上看，它又有进入公有领域之嫌。所以，国际上一般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称为“民间文学表现形式”、以区别于普通作品。
三、国际保护民间文学形式的法律制度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其起始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从而提出扩展著作权客体的要求。此前，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使用发达国家的文化科技成果都是有偿的，而发达国家却可以大量无偿地使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为防止篡改、歪曲、擅自使用民间艺术作品的现象发生，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著作权贸易方面的平衡，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将民间文学表现形式列为著作权客体加以保护。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伯尔尼公约》1971年修订本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不知作者的作品”一种特例来处理，其目的在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法律要求，同时又使大多数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能够接受。该公约第1 5条第4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伯尔尼公约》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之作者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板版权法》，其中专门规定了关于“本国民间创作的作品”的保护条款。1982年，又正式通过了《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例》。迄今为止，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如突尼斯、玻利维亚、智利、摩洛哥、阿尔及利尼亚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生效的英国著作权法按《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标准与范围，在第169条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给予了保护。
四、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产量丰富，数量众多，为世所罕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保护，有助于挖掘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间经济，增强民族团结，并有助于实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著作权贸易的平衡。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其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在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1）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对象从著作叔法上的“作品”扩大到不具备作品条件的“表达形式”。对于完全具备作品形式的诗歌、传说等作品，可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直接予以保护；对于尚不完全具备作品必要条件的素材，如民间宗教仪式、民间建筑风格、民间游戏、民间舞蹈等形式，也应予以保护，以防止他人随‘意利用、歪曲、篡改。
(2)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界定为国家。国家对内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歪曲、篡改和丑化，要求经过整理后出版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注明来源出处，并负责向商业性利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人或组织收取费用；国家对外以权利主体身份与外国从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贸易，并在国际范围内保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侵犯。
(3)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及表达形式的收集者、整理者和传播者的权利，尊重他们在传播、收集和整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收集者和整理者将流传于民间的不完整的甚至是零碎的民间故事、诗歌等形式进行了收集、整理，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因而整理后的作品较之原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一定的创造性。因此，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者和整理者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尊重。对于作品的传播者而言，其行为对于作品的传播利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给予其传播者权利来保护其利益。
五、相关案例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颂等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
赫哲族是一个世代生息繁衍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想情郎》是一首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曲调，该曲为只有四句曲调的萧曲，现已无法考证该曲调的最初形成时间和创作人，第一次被记录下来是20世纪50年代末。1962年，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到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区进行采风，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内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创作完成了《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对其的鉴定结论为：“1．《乌苏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乌苏里船歌》的引子及尾声为创作；2．《乌苏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原主题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应属改编或编曲，而不是作曲。”1963年，该音乐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录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制记录上载明：“录制：1963年12月28日；名称：《乌苏里船歌》；时间：3分20秒；作者：东北赫哲族民歌；演播：黑龙江歌舞团郭颂；伴奏：武汉歌舞剧院乐队。”1964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的歌》第6期刊载了歌曲《乌苏里船歌》，在署名时注明为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颂编曲。
1999年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在郭颂演唱完《乌苏里船歌》后，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刚才郭颂老师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次开幕式晚会录制成VCD光盘，中央电视台认可共复制8000套作为礼品赠送。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主办者进行了商业销售。
另查明，北辰购物中心销售的刊载《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各类出版物上，署名方式均为“作曲：江云才、郭颂”，其中包括郭颂演唱的民歌专集录音带《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郭颂》、郭颂向法院提交的《（歌声中的20世纪）——一百年中国歌曲精选》及1979年以来刊登《乌苏里船歌》的部分刊物，署名方式也均为：“作曲：汪云才、郭颂”。原告用于本案诉讼的合理支出为3000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赫哲族乡政府是否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对赫哲族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诉讼？（2）《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曲调是否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
关于原告赫哲族乡政府是否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对赫哲族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诉讼问题。民间文学艺术是指某一区域内的群体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直接创作并广泛流传的、反映该区域群体的历史渊源、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心理特征、宗教信仰且不断演绎的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总称。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创作主体不确定和表达形式在传承中不断演绎的特点，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归属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它进入公有领域，另一方面它又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有无法分割的历史和心理联系。赫哲族世代传承的民间曲调，是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也是赫哲族群体共同创作和每一个成员享有的精神文化财富。它不归属于赫哲族的某一成员，但又与每一个赫哲族成员的权益有关。因此，该民族中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成员都有维护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不受侵害的权利。原告作为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设立的乡级地方国家政权，既是赫哲族部分群体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可能受到侵害时，鉴于权利主体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本区域内赫哲族公众的利益，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被告关于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曲调是否是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问题。《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是郭颂等人在赫哲族世代流传的民间曲调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音乐创作手法再度创作完成的。郭颂作为该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但是其在《乌苏里船歌》创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被告郭颂也并不否认在创作《乌苏里船歌》主曲调时使用了部分《想情郎》曲调，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所作鉴定结论也表明该音乐作品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因此，应认定《乌苏里船歌》主曲调是郭颂等人在赫哲族民间音乐曲调《想情郎》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改编完成的作品。郭颂、中央电视台关于《乌苏里船歌》属原创作品的主张，不予采纳。
以《想情郎》为代表，世代在赫哲族中流传的民间音乐曲调，属于赫哲族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在禁止歪曲和商业滥用的前提下，鼓励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及利用，使其发扬光大，不断传承发展。但是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应当说明所创作的新作品的出处。这是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和著作权法中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原则的具体体现和最低要求。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因此，郭颂等人在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客观地注明该歌曲曲调是源于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改编的作品。
郭颂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的演出中对主持人意为《乌苏里船歌》系郭颂原创作品的失当的“更正性说明”未做解释，同时对相关出版物中所标注的不当署名方式予以认可，其行为是有过错的。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主持人发表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中央电视台作为演出组织者，对其工作人员就未经核实的问题，过于轻率地发表议论的不当行为，应采取适当的方式消除影响。被告北辰购物中心销售了载有未注明改编出处的《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出版物，应停止销售行为。但北辰购物中心能够提供涉案出版物的合法来源，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其特殊性，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造成其经济损失，故原告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郭颂、中央电视台、北辰购物中心承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消除影响，还应承担原告因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和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
一、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
二、郭颂、中央电视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
三、北京北辰购物中心立即停止销售任何刊载未注明改编出处的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的出版物；
四、郭颂、中央电视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各给付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因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1500；
五、驳回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郭颂、中央电视台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郭颂上诉的理由是：（1）赫哲族乡政府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2）一审判决存在“判非所诉”的问题；（3）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所作的鉴定在程序和实体方面均存在问题；（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中央电视台上诉的理由除与郭颂的（1）、（2）部分相同外，还认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不构成侵权行为。如《乌苏里船歌》的署名确有不当，将停止传播错误的信息，但不应承担刊登声明、支付原告诉讼费用等侵权法律责任。
赫哲族乡政府、北辰购物中心服从一审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二审期间，郭颂为了证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鉴定人员的推荐及鉴定结论的最终形成等方面存在程序上的问题，提供了郭颂的代理律师对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名誉会长吴祖强的调查笔录以及该协会常务理事徐沛东、赵季平、张丕基出具的书面证言。4位证人表示不知道3位鉴定人的推荐及最终确定以及讨论鉴定结论的事宜。郭颂还提交了2003年1月26日由中国轻音乐协会和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继承发展民族民间音乐创作研讨会》上的专家论证意见，以证明音乐界权威专家与鉴定结论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赫哲族乡政府同时提交1个新的证据以证明鉴定结论是正确的。该证据是黑龙江省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VCD复制品，节目包括对《乌苏里船歌》的曲作者之一汪云才的采访，汪云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歌曲的序唱是赫哲族的原始资料、原始唱法，是赫哲族吴进才唱的伊玛堪；歌曲创作源于赫哲族民歌《想情郎》；《乌苏里船歌》是赫哲族歌曲，是赫哲族音乐。郭颂也向法院提交了汪云才的书面申明意见，以证明上述VCD中涉及汪云才被采访的部分内容是不真实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世代在赫哲族中流传、以《想情郎》为代表的音乐曲调，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涉案的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赫哲族成员共同创作并拥有的精神文化财富。它不归属于赫哲族某一成员，但又与每一个赫哲族成员的权益有关。该民族中的任何群体、任何成员都有维护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侵害的权利。赫哲族乡政府是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设立的乡级地方国家政权，可以作为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故在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赫哲族乡政府为维护本区域内的赫哲族公众的权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侵犯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郭颂、中央电视台关于赫哲族乡政府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因本案一审中赫哲族乡政府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乌苏里船歌》乐曲属于改编作品，且郭颂也对此进行了答辩，故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变更的诉讼请求对《乌苏里船歌》乐曲是否属于改编作品进行了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未明确赫哲族乡政府当庭变更了诉讼请求一节，有不妥之处，但并不属于上诉人郭颂、中央电视台所称的“判非所诉”。
本案二审期间郭颂提供的四位证人的书面证言，其内容并不能证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所作的鉴定在程序上存在问题，故不予采信。一审中虽然鉴定人员未出庭接受质询，但经过法院准许，以书面形式答复了当事人的质询，并不属于程序不当，故对郭颂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所作的鉴定在程序方面存在问题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著作权法所指的改编，是指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改编作为一种再创作，应主要是利用了已有作品中的独创部分。对音乐作品的改编而言，改编作品应是使用了原音乐作品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内容，应对原作的旋律作了创造性修改，却又没有使原有旋律消失。在本案中，根据鉴定人关于《乌苏里船歌》的中部乐曲的主题曲调与《想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的鉴定结论，以及《乌苏里船歌》的乐曲中部与《想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相比又有不同之处和创新之处的事实，《乌苏里船歌》的乐曲中部应系根据《想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基本曲调改编而成。《乌苏里船歌》乐曲的中部是展示歌词的部分，且在整首乐曲中反复三次，虽然《乌苏里船歌》的首部和尾部均为新创作的内容，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但就《乌苏里船歌》乐曲整体而言，如果舍去中间部分，整首乐曲也将失去根本，因此可以认定《乌苏里船歌》的中部乐曲系整首乐曲的主要部分。在《乌苏里船歌》的乐曲中部系改编而成、中部又构成整首乐曲的主部的情况下，《乌苏里船歌》的整首乐曲应为改编作品。郭颂关于《乌苏里船歌》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乐曲存在不同之处和创新之处且在表达上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的上诉理由，并不能否定《乌苏里船歌》的乐曲基本保留了赫哲族民歌基本曲调的事实，郭颂在上诉中认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所做的鉴定与事实不符和关于《乌苏里船歌》全曲不应认定为改编作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陈述虽然已经表明《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音乐元素创作的歌曲，但主持人陈述的本意仍为《乌苏里船歌》系郭颂原创与事实不符。中央电视台对其工作人员所发表的与事实不符的评论，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消除影响，原审法院判决中央电视台在《法制日报》上发表更正声明并无不当。
综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3年12月17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民间文艺作品相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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