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贩卖毒品罪客观行为认定
贩卖毒品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贩卖毒品的手段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都是现金交易，也有以货易货，或者是赊 销赊购，以毒品支付劳务报酬，用毒品偿还债务等。贩卖方式上也可是零售(发零包)、批发(发大货)或者是二者兼有。一般情况下，贩卖毒品的行为有下列行为：
买入毒品倒卖后获利的;制造毒品后又销售的;用毒品支付劳务报酬;以毒品以物易物的;以毒品偿还债务的;赊购赊销毒品的;容留他人吸毒后并销售的;将继承、赠与、隐藏的毒品出售的。
在贩卖毒品的案件中，犯罪分子狡猾，大多数犯罪分子拒不供认，证据材料数量较少，种类单一，在具体案件认定和审查中，仍脱离不了从证据质和量的两个方面 去分析，使犯罪事实得以证实。首先，构成贩卖毒品犯罪的时间、地点、情节、毒品的种类、来源、数量，作案的手段、方法等基本事实必须有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涉及量刑轻重，累犯加重情节、从轻、减轻处理情节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次，收集运用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协调一致，环环相扣，得出结论具有唯一性， 排除其他不合理的怀疑;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这些事实不能以充分合理的事实予以否认和反驳。相比之下，毒品犯罪案件中常见的证据屈指可数，查获经过材 料;报案、检举材料;查获的毒品;鉴定结论;被告人供述及同案犯的陈述;以及一些其他的外围证据材料。由于物证、书证、鉴定结论的分析和判断，具有一般刑事案件的共性。下面就谈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的审查。
1、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陈述，相互印证，排除非法取证的情况下，可以定案。《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除了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被 告人的供述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的，才可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对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特别慎重。没有充分、绝对的把握，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条规定适用于在其他证据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只有被告人供述与同案犯的供述的案件可否定案的问题。这条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是一致，不是对现有法律的突破。适用该条有“量”的规定，除被告人的供述外，还必须有同案人的供述;从“质”的方面来看，要供述吻合，并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江苏省 三机关规定”对此作了进一步规定：“在毒品灭失情况下，仅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且翻供的，仅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能定案。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与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者与买卖毒品另一方的口供相互印证，并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对毒品的数量直接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根据口供定案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2、购毒人陈述详尽真实，多次供述一致，又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 印证的，可以定案。购毒人的证言相对客观，比较真实可信，若能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类证人的证据要求是直接证据，而不是 从其他人听到的事实或者是转述的事实，必须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共同吸食毒品的现场证人，能亲眼指认出犯罪嫌疑人。这种证人证言有相当的证明力，与购毒人陈 述结合起来，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述，有多名 购毒人员的供述一致，均能指认从某犯罪嫌疑人手中购买毒品的事实，详细交待购卖毒品的地点、时间、过程与情节的，某些细节供述一致，排除了非法证据，可以 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还可以结合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前科，有无吸贩经历，以及“粉友”提供的事实情况来分析。从每一起毒品交易来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来 证明，但从一个整体来讲，犯罪嫌疑人有一贯的、长期的贩卖毒品的行为，并且，经其他购毒人员的指认的，认定其有罪是符合证据规则的。如果多名购毒人员的陈 述简单粗略，不能相互印证，则不能定案。
4、在交易过程中被当场抓获，犯罪嫌疑 人拒不供述的，只要购毒人客观真实的供述交易过程、联系方法，有抓获人员亲自目睹交易过程的，可以认定定案。如，2002年9月2日日下午，被告人张某某 在本市夫子庙邮局门前收取陈某某人民币3000元后，在本市瞻园路口向“阿明”购得毒品海洛因一包(重8.768克)，返回夫子庙邮局前交给陈某某，交易 后二人被抓获。被抓获后，被告人张某某拒不供述，抓获人两名联队队员亲眼目睹了张某某将一包毒品交给了陈某某的事实。后我院依据本案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起 公诉，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
二、贩卖毒品罪主观方面认定
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的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下面分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明知是毒品而进行非法销售。一般都具有营利的目的(也有人称之为“牟利”)，是否实际获利，不作为本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明知”，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其一、已经明知或者应当明知是“毒品”。这里的“毒品”，只要贩卖人认为是毒品，即使贩卖人误把非毒品当成毒品，或者是对毒品的毒性、成分都不清楚、 明确，不知道是哪一类毒品，均不影响其主观方面的认定。但被人欺骗、利用，不知是毒品而进行贩卖的，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其二、明知是毒品而进行“非法销售”，除了销售以外，还包括以毒品易物、以毒品偿还债务、支付劳务等形式。
第二、以贩卖的目的而非法购买毒品的行为。也有人称之为“以营利为目的”或者为“以牟利为目的”，这个表述方法是不太准确的。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故意应是 以“贩卖”为目的，至于实际是否获利、牟得利益，在所不问。“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贩卖” 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其毒品的流通和周转，使毒品的危害性进一步扩散，殃及更多的人群，“贩卖”着重主观目的支配下的行为，强调的是与客观行为相统一的主观目的，而“营利”容易其与贩卖的主观动机相混淆;“营利为目的”容易将那些主观上没有营利为目的，而实际上出于其他目的，帮助贩卖人牵线搭桥，在购毒者与贩 卖者之间居间介绍买卖的犯罪分子排除在外，而以贩卖为目的，则可避免疏漏，将这种行为囊括其中。
明知毒品而非法销售的行为，包括取得毒品(无论是购买的还是自己制造、生产的，还是接受赠予的)和销售毒品两个环节;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的行为，其购 买毒品的行为是为下一步销售做准备的，可视为其贩卖毒品的一个行为阶段。如果仅有一个购买毒品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是为贩卖毒品，此时，这个流转环节就中断了，就不能认定为是贩卖毒品的行为。而帮助他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买来的毒品全部用于吸食的，毒品的客观外在形态不存在了，也不可能是“贩卖”的对 象。对于贩毒者贩卖了一部分、吸食掉了一部分的贩卖毒品的案件中，吸食掉的部分不能再作为贩卖毒品的数量当中。主观方面以贩卖为目的，也可避免在实践中把 毒品“消费”行为看成是贩卖行为。如，行为人帮助吸毒人员购买毒品用于吸食的，然后帮助购买人从中“扣”一点用于自己吸食的行为区分开来。
对于不以营利为目的居间人来讲，无论其主观方面出于什么目的，但其主要方面是希望买卖双方的交易成功，一般也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如果将主观方面界定为“营利为目的”，使这些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果将其界定为“贩卖为目的”，则可避免疏漏，居间人知道贩毒者在贩卖毒品，并希望促成交易成功的，其行为在贩卖毒品这个环节中不可或缺，就其主观目的来看，具有“贩卖的目的”。
三、“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认定
“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并非我国近年出现的新现象，但随着国家禁毒投入的加大和社会对毒品非法需求的增加，该问题在当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素来争论激烈。这个问题也一直为我国审判实践关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南宁会议纪要”）指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大连会议纪要”）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根据以上规定可见，对于为吸毒者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两会议纪要的规定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与“南宁会议纪要”相比，“大连会议纪要”只是进一步明确了行为人代购毒品牟利场合性质的认定。但是，笔者不太赞同会议纪要对该问题的认识，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主观上出于牟利的目的，为吸食毒品者代购毒品；二是主观上不是出于牟利目的，为吸食毒品者代购毒品。根据“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代购者是否从中牟利，对于行为是否属于贩卖毒品罪具有决定性意义。具体来说，代购者从中牟利的，代购者成立贩卖毒品罪；反之，代购者不以牟利为目的的，不成立贩卖毒品罪。很明显，“大连会议纪要”对该种情形下，代购者行为的性质是以“代购者主观上是否具有牟利目的”来区分的。也就是说，代购者主观上是否具有牟利目的是决定该场合行为性质的标准。但是，这种理解难以符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对“贩卖”行为的理解。将代购场合代购者牟利的情形界定为代购者变相买卖商品，难以符合一般国民对贩卖意义的认识，是违反罪刑法定的类推解释。
其次，与毒品制造、走私、运输一样，贩卖是促进毒品流通的重要环节，正因为贩卖毒品具有促进毒品流通的重要价值，所以，刑法才认为其社会危害性大，各国刑法都将其规定为最为严重的犯罪类型之一。而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行为，本质是吸毒者购买毒品用于吸食的帮助行为（或称为居间行为），和毒品吸食者行为一体构成了毒品的“购买行为”。在刑法上，任何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及其可罚程度都不能脱离被帮助者的行为孤立看待。如果将“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行为”解释为贩卖，在法律上则明显拔高了该行为的性质，不符合该行为的事实属性。还有，司法实践中，毒品的贩卖行为人主观上往往具有牟利的目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牟利”是以毒品作为对价交易而获取的利润，“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场合，其中的“利”并不是毒品的对价，赚取的多是少量或一定量的介绍费。所以，不能认为“赚取少量介绍费的代购行为，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加价出售毒品。”
第三，如前指出，“大连会议纪要”之所以将“以牟利为目的，为毒品吸食者代购毒品”行为解释为贩卖毒品罪，重要原因在于刑法第355条第2款的规定，即“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隐僻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定罪处罚。”对此，我们认为，刑法第355条第2款之所以要强调“以牟利为目的”要件，主要是为了限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毒品行为的处罚范围，避免实践中将对该类对象的毒品赠与行为也按照贩卖毒品罪处罚。该款中的“以牟利为目的”应当采取限制解释的方法，限于“毒品作为对价交换场合”，而不能将为毒品吸食者代购毒品场合赚取少量介绍费或劳务费的也解释为属于该款的“以牟利为目的”。
综上，我们认为，在“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场合，代购者并不具有独立的交易地位，即便行为人主观上出于代购牟利目的，也不宜认定为属于毒品的贩卖行为（或变相贩卖行为）。若为他人代购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348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宜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认定。
“大连会议纪要”提出的“在代购的场合，行为人牟利的，虽然形式上可能是赚取少量介绍费，但实际上却相当于变相加价出售毒品”，该结论过于武断，并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