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由于发生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

犯罪行为的实施，如以犯轻罪的意思，而发生重罪的结果，学说上称为“加重结果犯”。加重结果的发生，超过行为人的犯意时，应在何种因果关系范围内，负其责任。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限于基本犯罪为故意，而于所发生的加重结果为无认识，但有预见之可能。若行为人对于发生的结果有认识，则应成立所认识的罪。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并不以直接因果关系为限，间接因果关系也属之。

1、基本犯罪

行为人必须实施基本犯罪且该犯罪引起加重处罚的结果构成结果加重犯。因此基本犯罪是组成结果加重犯的基石。基本犯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一般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为实害的结果犯，但是随着立法的发展，行为犯也可以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另外，危险犯也能够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但是中国刑法中，只有刑法第123条第2款规定的结果加重犯包括基本罪为危险犯的情况。

1）基本犯罪的客观特征

基本犯罪的危害行为，可以说又是引起加重结果的行为，研究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是研究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基本犯罪的行为也是结果加重犯的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自然具有重要的刑法理论意义。

2）基本犯罪的主观特征

基本犯罪的主观特征所研究的问题是，除基本犯罪的罪过形式包括故意外，还应否包括过失？亦即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的罪过形式是否仅限于故意？

从理论上讲，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的罪过形式不应包括过失，亦即基本罪为过失犯的结果加重犯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理由如下：

（1）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与重结果的结果犯没有本质的区别。

（2）承认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只有在承认对加重结果既无故意又无过失的偶然的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才有理论意义。

（3）在实务上，承认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极易扩大被告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甚至将不是被告人行为引起的结果――即与被告人的过失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仅有偶然联系的结果归属于被告人承担。

综上所述，中国刑法没有基本犯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2、加重结果

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是指超出基本犯罪结果的被刑法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的结果，它是结果加重犯必须具备的另一特征，如果没有加重结果的出现，则结果加重犯不能成立。加重结果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加重结果必须是刑法中的危害结果，具有危害结果的特征。其次，加重结果是依附于基本犯罪的，没有独立犯罪意义的构成要件要素。所谓独立意义的犯罪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具有完整犯罪构成要件的，并且有独立法定刑的犯罪。加重结果为基本犯罪所引起，它的危害行为也是基本犯罪的危害行为，缺乏独立的危害行为，因此不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系统，不能成为独立意义的犯罪，只能依附于基本犯罪。再次，加重结果超越于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价的重的结果，这种超越性就是它不属于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内的任一要素，虽说是超越了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并没有改变基本犯罪的犯罪性质，仍不具有独立的犯罪意义。

3、加重结果必须是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结果

也就是说，加重结果应当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发生既无故意，又无过失，或与行为人的行为无内在归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的结果，就不应归责于行为人。只有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结果，才能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

4、刑法对加重结果规定了加重处罚的法定刑

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必须是被刑法规定有加重法定刑的结果。所谓加重法定刑是指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至少重于基本罪的法定刑，否则，就谈不上加重。

综上分析，结果加重犯的概念是由基本犯罪引起了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加重结果，刑法对加重结果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基本犯罪是结果加重犯的基石，可归责的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灵魂，加重处罚是结果加重犯的法律后果，几个特征有机地组织成结果加重犯概念，缺一不可。

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是指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与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基本犯罪的危害结果对于结果加重犯来讲不具有构成要件的意义，基本罪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 与其他因果关系一样，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也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犯罪实行行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1）作为原因的实行行为，必须具有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即作为原因的危害行为，一定包含着引起某种结果发生的根据和内容，否则，该结果就不会由它引起。（2）作为原因的危害行为，必须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只有当这种实在可能性已经合乎规律地引起了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才能确认该结果与该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结果加重犯在刑法中的地位是指结果加重犯在刑法学体系的位置。不管人们如何评价结果加重犯，如何看待结果加重犯，只要它还存在于刑事立法中，它就应该在刑法理论中有一席位置，那种回避结果加重犯的态度只能使人们“疏远”结果加重犯，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缺乏正确的结果加重犯理论指导，司法实践在认定与处理结果加重犯时就会出现极大的随意性。 具体说来，在刑法体系中，结果加重犯应在以下领域有一席位置。

1、在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的既遂一节，介绍结果加重犯的概念，因为结果加重犯也是犯罪的完成形态——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形态，是犯罪既遂的一种。

2、在未遂犯理论中研究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3、在共同犯罪论的领域研究结果加重犯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4、在一罪与数罪形态中研究结果加重犯与有关一罪特殊形态的异同。

5、在刑事责任一章中简单介绍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问题。

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就是对结果加重犯的结构的认识以及加重结果的刑法意义的认识。对此在刑法学上有：单一形态理论、复合形态理论和危险性的理论三种理论观点。 （一）单一形态论与复合形态论

单一形态论是最早认识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的理论。单一形态论加重结果视为完全依附基本犯罪的客观的处罚条件或客观的加重处罚条件来看待，只要这种条件一出现，国家的加重的刑罚权就发生；如果这种条件未出现，加重的刑罚权就不发生。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完全由基本犯罪的主客观要素组成，与加重结果无关。因此，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是基本犯罪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加重结果是基本犯罪因果关系之外的东西，结果加重犯之所以被加重，是因为出现了刑法规定的客观的处罚条件或客观加重的处罚条件内容。而客观的加重处罚条件是刑法立法者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而设立的，因而与人的认识内容无关。因此，不管行为人是否认识或预见这种客观的处罚条件均无碍于对行为人进行加重处罚。

复合形态论是认识结果加重犯本质的又一理论。它是从理解结果加重犯是由故意犯与过失犯两个犯罪形态的存在为前提，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基本罪的故意犯与加重结果的过失犯结合而成的，是结合犯中的一种。

无论是单一形态论还是复合形态论，都还未能完全把握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特别是单一形态论与结果责任相联系，将加重结果视为客观的处罚条件，不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意思为要件，显然与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不符，为现代刑法学理论与立法所摒弃。复合形态论将结果加重犯理解为基本罪的故意犯与加重结果的过失犯的结合形态，没有真正理解结果加重犯复合的内在因素，将结果加重犯理解为数罪结合而成，没有认识到结果加重犯是本质的一罪而非数罪，是其缺陷。但是它认为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要素，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意思，在结果加重犯中贯彻了意思责任，则是其优点。

（二）危险性理论

这种理论是在批判上述两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它认为客观的加重处罚条件说过分扩大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且以条件说为基础确定因果关系。其优点是认识到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复合形态理论认为结果加重犯是两种犯罪形态的复合，这到底没有把握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因此，危险性说试图吸收上述两说的优点，克服其缺点。该理论最初由德国学者Ohler，whardwig等提出，克里斯、英格修等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它认为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这种类型是立法者认为基本犯罪行为发生加重结果的盖然性很大，立法者将这种盖然性很大的犯罪类型规定为结果加重犯，以重刑处罚犯罪人，保护社会。那些虽能引起重结果但盖然性不大的犯罪，立法者就没有规定为结果加重犯，但不是说这些犯罪行为并不会导致重结果发生。例如，盗窃犯人将他人财产一盗而空，被告人因精神脆弱而不堪受此打击，一气之下引发脑溢血而死。这里，盗窃行为引起了他人死亡的情况，并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立法者就没有规定为结果加重犯。对该理论作了较详细阐述的代表是克里斯，他认为结果加重犯采用条件说的因果关系会不当地扩大归责范围。他从此理解出发

作了如下论述，对于结果加重犯的重的结果的被害人的死，在伤害罪、遗弃罪、放火罪等当中被赋予了加重刑罚的机能，但在盗窃罪、侵占罪、恐吓罪、诈骗罪中却没有赋予这样的机能……现行法，将前者作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其根据可以说是在于前者之中很容易且经常发生被害人的死亡。在结果加重犯中，将很容易发生中的结果的危险性作为加重的基础，并作为特别的犯罪类型予以考虑。在克里斯看来，结果加重犯这样一种特别的犯罪类型就在于这种很容易发生的加重结果的基本犯由于是有内在地引起重的结果的危险性，基本犯罪行为与重的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地引起”这样一种相当因果关系。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在伤害罪里并非任何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能够引起死亡的伤害行为引起了死亡结果的才能成立伤害致死罪。因此，由于极轻微的伤害行为，由于医生的医疗措施不当或被害人自己的原因导致医治无效死亡的，不能对行为人追究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危险性的理论特点：1、结果加重犯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是一罪的特殊犯罪形态，这种犯罪是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类型的危险犯而成立，且两者具有“相当引起”的因果关系。2、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客观要件要素，因此，行为人只有在符合责任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对重结果负责，即对重结果的发生至少需过失。3、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只有在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才能成立，过失的结果加重犯不能成立，过失的结果加重犯不能成立。4、结果加重犯的共犯仍应成立，但只仅限于共同正犯，狭义的共犯不能成立。

（三）结果加重犯本质新说

一些刑法学者最新提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以危险性为基础的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过失的理论，也可以说是新的复合形态论，以区别不涉及基本犯罪自身具有内在的危险性的单纯的复合形态论。这样既调和了责任主义，又避免了危险性说的不足。

1、基本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是结果加重犯本质的客观特征。

2、行为人过失地引起重的结果的发生是结果加重犯的主观特征。

3、结果加重犯中的过失有其特殊性。结果加重犯是行为人故意实施那些具有内在引起重的结果发生的基本犯罪行为，对这种重的结果发生的过失与一般的过失犯的过失相比，其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显然要大得多，这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的基本犯罪行为本身具有内在地引起重的结果发生的高度的危险性，行为人仍故意实施，在通常的生活经验范围内，这种重的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较大的情况下，行为人在相当程度上违反了注意义务，是一种重的过失。

这样，理解的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就是，行为人故意地实施具有内在地发生重的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基本犯罪行为，至少过失地引起了重的结果的发生。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本质论吸取了危险性说的优点，即由于基本犯具有内在地引起重的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行为人仍故意地实施，表明行为人具有严重地违反注意义务的性格，表明了行为人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与反社会的性格，但仅此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行为人的行为现实地引起了重的结果的发生，而且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发生至少具有过失，即只要这种结果是行为人的基本犯罪行为有规律性地引起的，这种过失就能成立，只是与基本罪行为无关而偶然地伴随基本罪行为之后发生的重的结果，行为人不存在过失，不是结果加重犯的重的结果。将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把握为行为人的基本犯罪行为与其至少过失地引起的重的结果的发生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调和了责任主义，又避免了危险性说的结果责任为其理论根据之嫌，同时也能说明行为人的刑罚被加重的根据，不失为科学的结果加重犯本质论。

论结果加重犯的构造

【摘要】对结果加重犯的构造的探讨可以围绕对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的阐释而展开。基本犯罪可以是危险犯，也可以是行为犯。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独特的构成要件要素。加重结果与基本结果的性质是否相同，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

【关键词】结果加重犯；构造；基本犯罪；加重结果

【正文】

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是结果加重犯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与结果加重犯有关的诸多问题上之所以出现争执不下的局面，与对结果加重犯的构造的认识不到位有密切关系。结果加重犯在内部结构上由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两个部分组成。因此，对结果加重犯构造的探讨，可以围绕对这两个部分的阐释而展开。

一、基本犯罪

　　基本犯罪行为的存在是结果加重犯成立的前提。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基本犯罪行为，结果加重犯的成立就无从谈起。由于预备行为不可能引起加重结果的发生，因此，这里的基本犯罪行为实际上只能是实行行为。[1]

　　对于基本犯罪的类型，理论上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基本犯罪是否可以是危险犯。对此，一种观点认为，从一般法理解释角度，较重结果相对于另一较轻结果，才可以称为重结果；如果基本犯不是结果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仅仅是一结果，结果的轻重无从比较。这种观点还认为，危险犯与实害犯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2]这种观点显然将危险犯排除在结果犯的范围之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危险犯能否成立结果加重犯不能脱离刑事立法实际作抽象的考察。既然一些国家的刑法中规定有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那就应当予以承认。至于有的危险犯，由于没有对重结果的规定或对严重后果采取其他方式的规定，不可能构成结果加重犯，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据以一概否定危险犯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3]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基本犯罪无论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均可成立结果加重犯。实害犯的立法例固然居多，但危险犯也不乏其例。[4]

　　笔者认为，无论危险犯是否属于结果犯，危险犯都可以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就危险犯与实害犯关系而言，实害犯的法定刑之所以被加重，绝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与罪质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实害犯与危险犯相比，在罪质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由超出了危险犯的罪质范围的实害结果引起的。这样，将实害犯视为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就有充分的理由。

　　在危险犯与实害犯之间并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法条竞合是指同一犯罪行为因法条的错综规定，出现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具有从属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法条竞合所要解决的是在一个犯罪行为该当数个法条的情况下，适用哪个法条的问题。[5]一方面，形成法条前提是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内容上存在从属或交叉关系。而规定实害犯的法条与规定危险犯的法条之间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并不存在从属或竞合的交叉关系。“以我国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为例。一般认为，两个条文之间具有竞合关系，前者为补充法，后者为基本法。其实不然，因为第115条以‘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为要件，第114条以‘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为适用前提。二者既相互衔接，又相互排斥；其间既无遗漏，也无重叠交叉。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6]另一方面，形成法条竞合的成因是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在某一实害犯存在相对应的危险犯的情况下，行为造成了法定的危险状态，意味着从法律的角度看，危险犯的既遂状态已经出现；如果随着危险状态的继续升高，出现了法定的实害结果，就构成了实害犯。从表面上看，成立实害犯的一个犯罪行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分别触犯了规定危险犯与实害犯的两个法条。但是，危险犯只有在实害犯未能成立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法定的实害结果的发生不但意味着对实害犯成立的肯定，而且同时意味着对危险犯成立的否定。这样，在出现实害结果的情况下，所谓的行为触犯了规定危险犯的法条就不过是一种假相，实害犯与危险犯在法条上出现的竞合由此也不过是一种假相或者虚拟竞合，而并非一种实然竞合。

　　在此，或许以不可罚的事前行为为例进行一下类比，会更有助于说明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当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同一个社会关系（法益），但在侵犯程度上具有差别时，也发生法条竞合。例如，杀人预备和杀人既遂，虽然同是侵犯公民的生命权，但有程度之分，当犯罪分子经过杀人预备阶段而着手实行杀人行为并达到杀人既遂，就发生法条竞合。杀人罪的预备罪和杀人罪的未遂犯也存在法条竞合问题。[7]问题在于，成立故意杀人罪的预备罪的前提是故意杀人的预备行为在着手实行前停顿了下来；在故意杀人行为进入实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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