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 法律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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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作用1 从法律制定的角度看在法制实践中,法律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法律制定的角度看,法律原则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1.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因而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2.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和谐统一的重要保障。 3.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 2 从法律实施上看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也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2.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 3.法律原则是确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范围的依据。可以防止由于适用不合理的规则而带来的不良后果。 分类1. 按照法律原则产生的基础不同 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 公理性原则,即由法律原理(法理)构成的原则,是由法律上之事理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原则,例如法律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它们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大的普适性。 政策性原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出于一定的政策考量而制定的一些原则,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婚姻法中“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等等。政策性原则具有针对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2. 按照法律原则对人的行为及其条件之覆盖面的宽窄和适用范围大小 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 基本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律部门所适用的、体现法的基本价值的原则,如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具体法律原则是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适用于某一法律部门中特定情形的原则,如(英美)契约法中的要约原则和承诺原则、错误原则等。 3. 按照法律原则设计的内容和问题不同 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 实体性原则是直接指涉及实体法问题(实体性权利和义务等)的原则,例如,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中所规定的多数原则属于此类。 程序性原则是直接指涉及程序法(诉讼法)问题的原则,如诉讼法中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辩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 效力分析1 法律原则的效力普泛性地体现于一切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中,即只要法律条文发生法律的效力,也就意味着法律原则在起作用; 2 当具体的法律规则失去法律效力时,法律原则依然具有效力,从而以法律原则来补法律规则失效后的真空; 3 当法律规则的内容有明显漏洞时,法律原则以补漏的方式直接产生法律效力; 4 当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冲突时,根据法律原则的一般规定来协调法律之间的冲突; 5 当法律规则的内容出现模糊时,借法律原则以明晰之; 6 当法律规则对有关的社会关系没有具体规定调整对策时。 相关规则1 法律原则的普遍效力 这是指因为法律的普遍效力而必然连带地使法律原则具有普遍效力。既然法律原则是提纲挈领式的,那么,它的精神则渗透在一切法律的具体规则当中。当法律的具体规则发生效力时,自然意味着法律原则因此而发生连带的效力。对于一部具体的法律而言,法律原则贯穿于该法律之规则所适用的一切场合;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而言,其法律原则则贯穿于该国法律规则所发生作用的一切场合;同样,对于国际法律而言,其法律原则则贯穿于所有国际法规范所适用的一切场合。法律原则的这种普遍效力,使得其在法律中不仅是僵死的规定,而且是活动的内容。正是法律原则的这种日常的、普遍的效力,才使得法律规范尽管内容散漫庞杂,也能保持其珠联不散的整体性。自表面看来,一旦法律在整体上发生作用,则法律原则的效力往往是隐而不彰的,但这并不是其效力的消失,而是其效力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它的效力隐藏在法律规范效力背后。 2 法律原则的直接效力 如前所述,当法律规则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效力时,法律原则就是保障法律秩序得以为继的根本。法律规则在法律实践中“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的,所以它们并不必须互相衡量或平衡。”尽管这个结论是在比较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之不同作用方式时得出的,但它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当具体的法律规则失去法律效力时,现有的其他法律规则不能成为其替代方案。那么,如何解决因法律具体规则失效而给人们行为、特别是司法活动带来的麻烦?如何在此情形下继续保持国家法律秩序的统一、和谐与一致?这个任务只有交由法律原则来承担了。这时,法律原则显性地作用于人们的法律活动,它不再是法律内部的“垂帘听政”者,而且直接“临朝理政”了。 法律原则的直接效力显然不是前述普遍效力的对应说法,因为严格说来,普遍效力也属于直接效力。只是在法律规则存在的情况下,公民们在法律运用中或者法官们在司法活动中,所采取的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则来解决问题,而不直接地引用法律原则,从此意义上讲,在法律原则隐性地发挥其普遍效力时,明显地不像引用法律原则那样更为直接。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间接性”。同时,在此种情形下,法律原则在人们的法律活动中是显性地存在的。这样,在法律规则失效时,法律原则在实践意义上就是法律规则。 3 法律原则的补漏效力 在任何国家,人类的法律规定不可能做到像成语上讲的那样理想:“法网灰灰、疏而不漏”。相反,任何一位伟大的立法者都可能面临法律的疏漏问题,除非法律不是人定的而是所谓神启的。在这方面,被拿破仑视为“不朽的”《拿破仑法典》就是明证。尽管该法典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经济—民事关系都纳入到其调整范围,以致法官在它面前只需要做到像“自动售货机”那样,一手收进案件,一手输出法律即可,但事实证明,其疏漏仍然存在,所以此后法国对该法典做了许多补充(而不是根据时代要求的修正)。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人类的法律作为人自身心智的产物,与其心智本身的缺陷紧密相关。我们知道,法律是人类认知对象的符号结晶,但人类对对象的认知受制于多种因素,如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和不断变化性不可能使人类有限的经验世界彻底洞悉之。再如人类的主观偏见尽管在加达默尔那里被认为是理解和认识事物的前提,从而使其取得了某种合法性,但是偏见毕竟同时构成了我们更好地认知事物的障碍。从这一视角讲,偏见既是人类认知事物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认知事物的障碍。 既然人类认知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那么,以其为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也就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法律中漏洞的存在也就难以避免。特别是在奉行法典是成文法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企图制定一部一劳永逸的、无所不包的法典以解决我们社会关系中的问题,虽然是一种理想,但一旦推行到实践层面,则往往很不现实。那么,法律不可避免地有了漏洞怎么办?我们知道漏洞补充是基本救济方式。但以什么来救济呢,一般说来,一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救济,但它经常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对于司法活动而言,并无济于事。二是通过司法方式的救济,这其实是法律之内的一种救济方式。通常司法者所采取的救济资源就是法律原则。即法律原则是司法者用以救济、补充法律漏洞的基本机制。这不仅在奉行成文法典的大陆法系国家是如此,即使在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如此。甚至在司法的历史上,英美法系国家更注重利用法律原则来补法律漏洞。可见,法律原则在补救法律漏洞方面,是法官可资利用的直接材料。亦即法律原则具有补充法律漏洞的直接效力。 4 法律原则的解释效力 同法律总会存在漏洞一样,法律也总会出现规则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强调法律规范之治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体公共交往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交织着法律,甚至因为法律权利规范的愈益重要,就连人们的权利选择也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和调整,这种情形意味着法律已经公开地深入到我们的私生活、甚至心理活动领域(自权利视角看)。法律的无所不在,同时也就难保法律不出现冲突。但是,法律规则的冲突所引发的不仅仅是规则系统自身的问题。由于规则总是关联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规则的冲突必然意味着在它规制下的主体行为的冲突,并进而危及社会的有序。这样,当法律规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时,如何协调和救济这一冲突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在法律原则之间出现冲突时,我们可以按不同法律原则之“轻重”采取价值衡量和利益衡量的方式来具体解决的话,那么,当法律规则之间出现冲突时该怎么办?显然,由于法律规则之间不存在“轻重”的隶属性关系(尽管在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之间存在着“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在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存在着“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但这仍不能解决在同一层级的法律之间、在同样属于一般法的法律之间、甚至在同一部法律中的法律规范冲突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在法律规则内部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问题,而必须借助法律原则来解决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原则在成文法中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原则经常并不明确。判例法中最重要的法律原则就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此之下,法官运用识别技术在先例和现例之间定夺、裁决。在更多情况下,法官采取“自然正义”的原则,通过在社会道义中发现法律并解释之而协调法律规则冲突。无论大陆法系的明文规定,还是英美法系根据“自然正义原则”在社会道义中寻求、发现法律,都表明法律原则对法律规则冲突的救济和协调功能和解释效力。 5 法律原则的确定效力 法律应当是肯定的、明确的规范,否则,人们既不能以此为根据预知未来,也不会在其调整下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和心理安定。然而,这并不是说法律的规定总是明确的。事实往往与此相反。在成文法国家,法律的模糊主要来自构造法律的文字本身可能存在的模糊性。就字、词而言,各民族文化中都大量存在着一词多义或多词同义现象,这势必会在立法中有所反映;就字、词的运用和搭配而言,虽然立法语言要求选用最准确的语言和语义搭配,但法律总是在语境中的。这不仅指在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语境中,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之同时代的立法中,语境不同,法律文字的内容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法律的确定性就受到挑战。而在判例法国家,法律的模糊往往来自法官自身理性的有限。面对诸多的先例和复杂的案件事实,法官既要从前者中找出可适用于本案的一般规则,同时也要在后者中总结出针对此案的特殊规则。这对法官而言有时是勉为其难的。更重要的是,同成文法国家一样,法官必须将自己的判断通过文字表述出来。于是文字自身的模糊、歧义等对判例法模糊现象的形成就不难理解。 法律规则出现了模糊,当然需要通过法律来救济。固然,立法者一言九鼎的立法救济是一种理想的救济方式,但它往往并不现实。于是,在司法活动中通过法律原则来救济法律规则的模糊不明,就是最常用的手法。一般说来,尽管原则采用的是包含内容更为广泛的语言或文字,但这种情形也决定了其所内含的意义也更为广泛和确定。所以,当法律的具体规则模糊不定时,法律原则在更为“宏大”意义上的确定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解释模糊之法律规则的参照,进而使法律规则从模糊走向明晰。这就是其确定效力。 6 法律原则的续造效力 法律总会出现“时滞”问题,“……当业已确定的法律同一些易变的、迫切的社会发展力量相冲突时,法律就必须为这种稳定政策付出代价。‘社会变化,从典型上看要比法律变化快。’”:“法律中的‘时滞’问题会在法律制度各种不同层次中表现出来……”恰恰是“时滞”性的存在导致法律只能就眼前的问题作出规定,至于更加长远的、没有被立法者们纳入其视野的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当立法者们仍然无暇顾及时,只能靠法官通过司法来解决了。除了“时滞”之外,法律还会因人们对社会问题认知的差异而出现种种弊端、局限和不足。从而我们眼前的法律总是存在缺陷的法律,而不存在所谓完美无缺的法律。这都需要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加以补救。 文章赏析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摘要: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内容以及民法的基本原则,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民事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之下,以及趋利避害的本能,一些人的劣根性就会暴露出来,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重视诚信原则的社会功能,完善失信惩罚制度,对于诚信体系的建立将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诚信 诚信原则 失信惩罚 一、诚实信用原则概述 (一)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与发展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一般认为它起源于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所谓“一般恶意抗辩”,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如果因一方的欺诈行为而使另一方受害,对这种欺诈行为任何人都可以提起抗辩。同时依市民法规定,当事人如因错误而履行债务时,得提出不当得利之诉,请求他方返还已履行的财产。如果未履行,可以提起“无原因之诉”,请求宣告其不受该债务的约束。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与无原因之诉都反映了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体现了衡平与公正的精神。可以说一般恶意抗辩和无原因之诉是诚信的最早起源。 由于受到19世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诚信原则尚未受到资产阶级民法典的足够重视,而仅仅适用于契约的履行。19世纪末叶以后,法律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19世纪的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所谓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基本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造成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迫使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必须面对现实,抛弃近代民法的形式主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20世纪初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共同面对的难题。人民将市场中的道德规范法律化,成为一条强制性条款,民法中的被奉为帝王条款的诚信原则应运而生。从某种角度讲,诚信作为法律原则的出现是人类的不幸,因为人们已不能完全依靠彼此的道德情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其经过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的不断挖掘,被予以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最终从近代民法中的契约原则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功能 诚信原则在私法领域,尤其是民法的债权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被视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它不但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修正与必要限制,与公平原则有同等价值,同时它还衍生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情势变更等众多下位原则。它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履行和解释,扩及于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领域中主要有如下功能: 1、民事活动结果的有限预见功能。这一原则可以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即指导当事人正确进行民事活动,在合理预期的指引下,当事人能有限度地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使得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效果意思得以实现,从而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与他人发生一定的民事关系,优化自己的生存境遇。 2、民事违法行为的弹性规制功能。社会情况瞬息万变,造成法律规定永远落后于现实需要,同时法律又不能朝令夕改而丧失权威,因而必须承认司法活动的能动性,授予司法者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官在面对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新类型案件之时能游刃有余地根据自己的合理判断进行有限的自由裁量从而使得裁判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使得裁判于情合理,于法公正,同时也维护了法律体系的稳定。 3、未来社会发展的模糊预备功能。人类的知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经验,即使是科学的预见也只能以实践来验证,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总是相对落后于产生它的那个经济基础,为了克服成文法的这种局限性,即随着时间推移所显现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等等,诚实信用原则就大有用武之地。 4、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功能。 二、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与表现以及我国民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一)诚信缺失的原因 首先,经济人的“自利的打算” 是造成每个世俗的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然冲动本源。但是在道德理性与法律规范的限制下,作为精明动物的人,总是在道德、法律与利益之下徘徊,总是在寻找一个可以使自己付出的收益与成本差最大的方法。在商品经济中这是人的一种无可厚非的天性和合理与理性的行为,是资本的本来属性和其增值的固有规律。 其次,“冲动”成本的低廉性。只要利益的诱惑大于可能受到的处罚,总会出现那些以身试法者的“前赴后继”,因为违法成本远小于违法所带来的收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违法失信成了收益的一种为合法外衣所遮盖的手段。谁不趁着捞一把就是十足的傻瓜。上升到这个层面,逐利而动的合理行为有了对社会和他人的损害性。这种低廉性往往存在于一个社会类型的幼年阶段和不成熟阶段。因此我们不难明白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有了那么多的暴发户。 第三,法律规制的有限性。如前所述,成文法法律规则的刚性限制了其规制空间它会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这为失信提供了生长的温床。 第四,司法腐败暗中作祟。在前三点的影响下,手握权力的官员也会逐利而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随即产生,权力往往成为失信甚至作恶者的依恃。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观念易于沦丧,诚信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欺、瞒、骗、诈等行为开始崭露头脚。 (二)诚信缺失的表现 诚信缺失的根本缘由是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在市场经济下诚信缺失的表现主要有如下: 1、个人诚信缺失大量表现为不讲真话、不守信用、没有信用、弄虚作假等。 2、企业不讲信用的主要表现:不守信用、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不讲信誉,相互间拖欠货款;合同违约严重,利用合同进行欺诈;财务信息严重失真,假冒伪劣盛行,制假贩假猖獗。 (三)我国民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的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完善我国民法中诚信原则的建议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是道德的法律化,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要求。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对诚信原则有了规定,但是过于系统性,不能有效的应对当前出现的诚信危机,对于我们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给予守信者以信誉上的奖励,合理引导其“冲动”。 诚信缺失,主要原因就是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但是这个利益仅仅是眼前利益,2008年的“三鹿奶粉风暴”再次提示我们,采用欺诈手段获得的利益仅仅是一时之快,一旦东窗事发,等待失信者的只能是身败名裂,人财两空。 诚信缺失引起诚信危机,诚信危机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治理诚信危机,物质以及道德奖励必不可少。而“奖励”正是以一种机制的形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进而培养人们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所以通过诚信奖励,能够引导公众认识诚信带来的好处以及诚信投机、谎言红利的必不长久。 (二)完善失信惩罚制度,增加失信者的违法成本 在美国,有这样一句戏说:“宁愿去抢银行,也不要破坏自己的信用记录,抢银行尚能存有不被抓获的侥幸,可一旦失信行为被记录在案,在经济社会中简直寸步难行。”美国的诚信水平较高,不是他们的道德水准有多高,而是他们拥有一套十分健全的失信惩罚机制,每个失信者都要因其失信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并影响到其未来的生活质量,才让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诚信不可或缺。而要维系相互诚信的状态,必须建立一套完善、有效、对失信行为进行惩罚的机制,以增加失信者的违法成本,并随失信程度而逐级增加。 四、诚信原则,对于建立整个社会发展之根基的信用理念和信用制度起着根本保障。 但是,仅仅靠法律对守信者进行奖励或者对失信者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诚信要从教育抓起,从孩童时代灌输一种健康的理念,让孩子懂得不诚信则无立足之地,不诚信会受到惩罚。不然,如果我们在孩子的心中种下这颗不诚信的“种子”,社会最终收获的只有无序与可怕的恶果。 参考文献: 1、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 郑强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2、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 梁慧星 法学 1994年.(9). 3、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杨建华 法学研究 1998.(4). 4、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的冷思考 黄娟 法商研究 2001(6). 5、诚信原则与民事诉讼权利滥用之制约 陈雪萍 当代法学,2002(8)。 6、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修订本) 徐国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 7、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 徐国栋 民商法学 20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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