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介绍
参加过我国版权法等法律起草的全过程，并被列为起草小组成员；参加过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法律的修订；是商业秘密法等 法律的起草小组顾问；此外，还参加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民间文学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以法律顾问及专家的身份参加过中美知 识产权谈判等对外谈判。以中文及英文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版过24部著作，发表过上百篇论文。
郑成思（1944~2006），著名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4年出生于昆明，1967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1981至1983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 1979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是新中国版权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版权制度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吴汉东教授合称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的“南吴北郑”。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
1986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1988年被国际版权学会（INTERGU）聘为顾问。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被英国牛津《欧洲知识产权》杂志聘为编委，被伦敦《世界版权》杂志聘为国际编委，被《中国法学》等杂志聘为编委。同年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1992年被香港学术评审局列为专家组成员。1993年被中国版权研究会推选为副理事长。同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学位委员会委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高级职称评委委员，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聘为该组织仲裁中心仲裁员。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知 识产权中心主任。1995年被国际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促进协会推选为执行委员，是执行委员会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委员，1997年连选连任。当选第九届、第十 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2004－2006年，郑成思连续三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
参加过我国版权法等法律起草的全过程，并被列为起草小组成员；参加过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法律的修订；是商业秘密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顾问；此外，还参加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民间文学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以法律顾问及专家的身份参加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对外谈判，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出版过24部中英文著作，发表过上百篇论文。[2]2001年7月和2006年5月两次受邀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讲座。
二、与知识产权研究结缘
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开始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起初步联系。中国代表团有一次开会回来，带回一本《有关国家商标法概要》。当时，国内正着手制定商标法,为了借鉴国外已有的条文,商业部、贸促会等单位组织人力，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这本书有240页，而且是大16开的，郑成思被领导赶鸭子上架，开始了半年艰难的全神贯注的翻译历程，甚至在1979年8月,大女儿出生时，他都没有在医院陪伴。
通过翻译这本书，郑成思把国际上最新的知识产权制度首次引入中国。
改革开放需要人才。国家开始选派优秀人员出国留学。郑成思靠着自学的这点英语，顺利通过了出国英语统
郑成思教授
考。1981年，郑成思作为中国第一位法学领域的留学生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法律系学习。这个学院很有名，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此学习，这也是郑成思选择该校的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那时该校的教师柯尼尔出版了在发达国家很有影响的知识产权教科书《专利、商标、版权与有关权》。这一年,郑成思在《欧洲知识产权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正是从那时起,郑成思对知识产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郑成思学成回国。翌年5月，郑成思写完了《工业产权国际公约概论》一书，这是他写的第一部专著。在出版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毕竟那 时，人们对知识产权了解不多，郑成思也没有什么名气。杜丽英回忆说：“他当时拿着书稿，找了很多家出版社，人家都不给出，后来，找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晓 秦编辑答应了，1985年8月,这本书得以问世。”这部著作是国内首部论述工业产权世界性与地区性公约的专著，后来被《中国国际法年刊》评价为“填补了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领域的空白”。1984年，郑成思又翻译了P·D·罗森堡的《专利法基础》一书，这本译著和他最先发表的关于专利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论文，对1985年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及其他相关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知识产权专著《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成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奠基之作。之后，郑成思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信息产权理论”。再以后，他陆续写出了《版权法》、《知识产权论》等著作，深刻影响着中国知识产权的研究和教学,成为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
郑成思不光研究知识产权理论,他还密切地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学术研究。他先后参与了《著作权法》等法律的起草，参加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的各次修订。
2002年8、9月份，郑成思带着两位学生徐家力、唐广良去了日本。此时，日本刚刚启动了知识产权国家战略。郑成思先后拜访了日本特许厅（相当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贸易委员会、律师、专利代理人等，还见到了被称为“日本知识产权第一人”的中山信弘（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对日本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行详细了解。回国后，在2002年底,郑成思组织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研讨会，研讨日本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问题。会后，中国社科院往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2005年1月，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
这一战略有何重要意义呢？徐家力说：“知识产权立国。否则，国家不能强盛。制造业目前已经走到顶端了,要想成为发达国家，没有完整的创新体系和制度保障是不可能的。”对郑成思在知识产权界所作的贡献，吴汉东这样评价：“郑成思是早期知识产权文化的启蒙者、宣传者和开拓者,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杰出推动者。”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知识产权教研中心主任刘春田教授评价说：“郑成思较早地介绍了外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中国知识产权的系统性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评价
1.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新华社消息记载着中央对郑成思的工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
2001年2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主持法制讲座，主讲人是身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郑成思。
2001年7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主持法制讲座，主讲人还是郑成思。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主讲人郑成思、吴汉东。
吴汉东说，大家都看到报道，就在那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讲话，我国对知识产权事业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那次讲完课后，郑成思基本上就不再出家门了。“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春天来了。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播种者和耕耘者。”吴汉东的思绪无限悠长。
郑成思和吴汉东一个在北，一个在南，都是大家，所以知识产权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南吴北郑。”吴汉东
郑成思教授
谦逊地说：“这只能说明我们在学术上的交往和合作是成功的。我始终认为，郑成思老师是知识产权界的第一小提琴手。”刘春田认 识郑成思已经有20多年了。他回忆说：“我和郑成思是益友良师，一起做研究，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争完后，我们还是朋友。郑成思的进取心非常强，不甘 人后，这种执著刻苦的精神非常让人敬佩。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起出国，在会议期间，他一直不中断学习，他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很关注。”
杜丽英还记得，早在1996年，家里就买了一台电脑，是她和唐广良一起去中关村买的。郑成思先是跟唐广良学上网，后来又向女儿学。他就怕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每天家里收到的报纸杂志他都要看，英文广播必须听，网上的原文资料必须看。”
徐家力是 郑成思带的第一位博士后。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他写了本书,想请郑老师写序。他知道,郑老师太忙，所以就代拟了。郑成思幽默地对他说：“你把书 稿拿过来,你写的序就不要拿了。”郑成思逐字逐句地看完书稿，并帮他改正完里面的错误，才给徐家力写序。“郑老师的序写得非常朴实，能客观地分析问题，肯 定成绩。”徐家力说。
书生公司董事长王东临曾与郑成思等几位专家打了一场知识产权官司，轰动一时。得知郑成思去世，曾为法庭对手的他感到 非常悲痛。王东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作为知识经济的受益人，我一直非常感激郑老师等人为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所作的突出贡献。没有前人栽树，我 们再有天大的创新能力也是无所作为的。正是依靠初步建立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才有可能依靠技术创新吃饭，才有今天的成就。”
2.对人永远那么诚恳
“郑成思为人特别正直诚恳。”吴汉东说，他清楚地记得1985年第一次见到郑成思的情景。那时，他正在写硕士论文《论知识产权制度》，谁也不认识，手里也没有资料，就直接找到郑成思。郑成思热情接待了吴汉东，还给他找了很多材料。吴汉东的这篇论文成为国内第一篇有关知识产权的硕士论文。
后来，吴汉东的博士论文《知识产权概论》也得到了郑成思的帮助，成为国内第一本知识产权教材。
郑成思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想，这样的国际知名专家，是不是很难接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法室主任赵贵训说：“郑成思没有学霸作风。外出讲课，他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对住
郑成思教授
宿、吃饭要求特别低。”吴汉东邀请郑成思做中南财大知识产权中心的顾问，并请他去讲课，但郑成思因为太忙、身体不好等原因，一直没能成行。2005年10月，郑成思抱病来到武汉。他一看到吴汉东，就说：“我是来还愿的。”“这是他第一次来我们学校，也是最后一次来。”
说到这，吴汉东哽咽了。“我们亦师亦友，我们在武汉做知识产权研究不容易，这个学术群体得到过郑先生的指导和